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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真的应该“抛弃所谓女性解放的时髦理论，回归家庭，成为全职母亲”吗？最近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讨论了这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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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女性的尴尬
中国女性地位正呈现出暧昧交错的形态：一方面是职场女“白骨精”的大量出现；另一方面，是多数女性主体意识的日益弱化和丧失
文 赵晓
有一次和一洋女友聊天，她对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羡慕不已：男女同工同酬；掌握家中经济大权；享受着男人的宠爱和关怀；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有绝对的发言权。这一切，在事事讲究男女平等、崇尚自己为自己负责的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但在另一方面，在今天的中国，婚姻已经成了许多女性改变命运的最主要途径，工作好不如父母好，父母好不如嫁得好，“妻以夫贵”的内涵在当今社会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婚姻很多时候成为通过批发的方式出售自己的一个漂亮包装而已，许多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长期性的卖淫”。
新世纪中国的两性关系，在经历了恩格斯所谓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阶级对立”的漫长阶段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短暂自豪之后，正呈现出“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并存的复杂面貌。
平等的表象
在父权制宗法制度下，婚姻作为性契约的第一目的就是生儿育女，婚姻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性制度。
还好，历史总是向前的，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爱国学子和民族精英致力于对民族有毒文化的批判，他们强调婚姻应该自由，包括离婚和结婚都应该自由，经过努力，他们的一部分理想实现了。登报离婚、自由恋爱成为风靡一时的新事物。
到了1949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经被婚姻自由所取代，小老百姓是比较充分地享受到了婚姻自由的好处的。但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在那个年代，平民不能犯的错误之一，就是生活作风问题。
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国上下狠斗私字一闪念，斗得妻离子散，斗得妻儿要和丈夫划清界线，斗得婚姻家庭摇摇欲坠。这时的婚姻很多没有爱情的基础，要么是一种生存的简单联合，要么是一种政治的相互利用。比如下乡的知青屈从于当地的当权者，返城后为了生存又勉强组成家庭，这些跟感情没多大关系，都只是为了生计。所以这一批人的婚姻到了80年代中后期纷纷解体，就不足为怪了。
一些老右派平反后，过去的妻子想找他复婚，孩子也来套近乎，他坚决不理睬，说：不外乎看到我的补发工资嘛。政治运动对亲情的泯灭和异化，由此可见一斑。
样板戏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对女性性征一次相当彻底、相当残酷的否定。《龙江颂》里的江水英，《海港》里的方海珍，都只是站在革命群众前面指挥方向的领导者，从无绯闻，也不知是否结婚。而波浪般的卷发，那是国民党女特务的专利。
此一时期的女性，开始享有“半边天”的光荣，有了劳动和获得同等报酬的权利，有了妇联的保护，有了国家分配的政治上的固定代表权，有了“要武”的豪情。
女性权利的此次跃升，更多的是当时政治文化环境总体改善的副产品，是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而不是女性能力上升的一个必然结果。妇女解放很重要的一块——思想，并没有真正得到解放。
爱情的条件
如果说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婚姻被政治操控，八九十年代的婚姻则更多地受金钱左右。上至各地诸侯，下至小老百姓，开口下海闭口经商和赚钱。此时的婚姻也就很数字化了，存款多少往往是决定爱情指数最重要的因素。“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是这一年代的经典流行语，长盛不衰至今。
而在婚姻的攀附性方面，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病态的程度，多金的所谓“钻石王老五”，被畸形的婚姻市场娇纵得不可一世。男人对女人的要求也开始水涨船高，希望她们挣钱自立；希望她们不要与自己争饭碗，起码不能比自己强；希望她们是母亲是姐妹是情人是老婆是保姆是心理医生；希望她们身上有三个按钮：贵妇键，仆妇键，荡妇健，可根据需要一一按下。
更糟糕的是，就在这女人走出家庭、踏足男权社会一展身手还不足100年的时候，忽然有人出来叫停了，要让“女性回家”。
方方面面的围追堵截，让中国女性地位面临着五四以来最为严酷的考验，呈现出暧昧交错的形态：一方面，是职场女“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的大量出现，另一方面，是多数女性主体意识的日益弱化和丧失。
男人也需要解放
我见到的很多女性，包括很多事业有成、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压根就没有想追求真正的平等，她们只想享受“平等”带来的权利，而拒绝一切义务。
另一方面，今天，很多女性在经济上已经可以和男人平起平坐了，但她们的精神并没有真正地自立起来。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强烈暗示和催眠，她们恨嫁、哀叹命运的不公、为某人的一个眼神而彻夜难眠。符合她们要求的男人多半已经名花有主，“情人”于是成了某些女性苦涩又难以摆脱的身份。
与她相识的人如果达不到她的心灵高度，看她就只能仰视，仰望她的人自然很难在精神上让她感到满意。而事实上，即使她们愿意，那些不如她们的男人也大抵不敢高攀。
在这种困境中，许多女性开始怀疑自我奋斗的价值，认为是条件太高制约了自己的选择，造成“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
行文至此，想起了希拉里·克林顿，当她原谅了丈夫的风流韵事时，全世界都认为她是在政治野心驱使下的委曲求全。但站在希拉里的立场上，我却似乎能理解这位伟大女性的别样情怀：
作为才华卓越的女人，希拉里一定有“高处不胜寒”的苦涩。因为只有克林顿是真正懂得她、欣赏她的人，这样的理解和欣赏，是别的男人不能给她的，与心灵上的心心相印相比，外遇显然是一个次一等的问题。
这里还要提一提另一个出色的男人：彭蒂•阿拉亚尔维，芬兰总统哈洛宁的丈夫。这个男人当年和哈洛宁一样是低等秘书，15年后，他的职位不变，同居女友却已是国家元首。
但从未听过这个男人有什么不安和自卑，也不见芬兰人嘲笑他“吃软饭”。想象一下，类似事情发生在中国会怎样？
一段有尊严、有质量的男女关系，是要靠两个能对自己负责的公民来维系的。当我们指责女性在婚姻问题上世故时，男人们不妨想一想，如果在你的心里还有或多或少的男尊女卑的观念，还在把女人当成宠物来养而不是当作人来尊重时，女性的物化就是必然的。
宠而不爱，是对女性最大的蔑视。
受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男人向下择偶的倾向是确实存在的，但这并不能成为女性怀疑自己能力的前提。人是环境的动物，当自信独立的女性越来越多时，转变观念就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