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子女的终身大事，许多城市都出现了父母替子女相亲的“白发相亲角”，并有逐渐发展壮大之势。“白发相亲角”到底靠不靠谱？成功率如何？父母们是什么心态？男性与女性在这个择偶市场上的境遇有何不同？日前，本报记者特别走访了北京某公园的“白发相亲角”，深入了解“白发相亲”现象，思索及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及根源。
一个星期四下午一点多钟，记者赶到位于北京市某公园内的“白发相亲角”，尽管并非周末，但网传下午两点钟才开始的活动现场已经聚集了上百名父母。他们大多面色凝重，神情焦急，不少人已满头白发，有些人上午就赶来了。
该相亲角已自发形成数年，每周四、周日有活动。在这个以父母代子女相亲为主的相亲现场，父母们都占有一席自己的“摊位”。每个“摊位”前面，摆着一张张展示单身男女青年信息的资料，详尽交代了年龄、身高、学历、工作、月薪、房产和户口，以及择偶要求，还写明了父母的联系方式，甚至附上了孩子的照片。考究的还会用塑料文件夹装好。
自2004年起，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和武汉等城市的公园里，这样特殊的承载着两代人“人生大事”的“白发相亲角”日渐红火。这些“白发相亲角”以“50后”“60后”的“知青一代”为主体，他们的“商品”则是自己的“70后”“80后”和“90后”儿女。
“待价而沽”的“交易市场”
几年前，记者曾探访过这个相亲角，当时普遍是每人一个“摊位”；如今，一人兼顾好几个“摊位”的情况不少。一位照看着3个“摊位”的大姐告诉记者，她是来帮侄女相亲的，另外两家父母今天没来。因为经常一起“摆摊”成了熟人，他们便组成了“互助小组”，轮流值班“看摊”，这样可节约时间、人力及公园门票的成本。
在这个俨然如“交易市场”的相亲角里，父母们既是“供方”也是“需方”，不少人在看“摊”之余，抽空跑去将百余米长道路两旁的所有“摊位”都仔细地“过滤”一遍，唯恐落掉了合适人选。许多父母手中都握有一把简单写有资料的纸条，遇到条件合适的便与对方交换。
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巴黎政治学院社会学博士孙沛东看来，“这种父母自发组织起来、走进公园、讨价还价式的择偶模式，有着独特的逻辑。”
孙沛东在2007年9月至2008年6月调查了上海人民公园的“白发相亲”现象。她于2012年月12月出版的研究成果《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是目前国内外最早、也是唯一一部深入研究“白发相亲”现象的专著。
孙沛东认为，“这种摆摊设点、展示儿女个人择偶信息的方式，首先给人一种集市的印象。这些父母‘销售’的是儿女；其次，父母们借助广告牌，为子女在竞争激烈的婚姻市场上谋求‘吸引眼球’的机会，显然是一种市场化的营销方式。”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绝大多数父母更关注外在条件之类的硬件，格外注重门当户对或者希望向上级阶层流动，在择偶标准里详细列出的年龄、身高、体型、外貌、月薪、户籍、房产、学历等限制条件中，“京籍、未婚、城里有房、经济条件好”是“标准配置”，甚至细致标注了“全日制大学统招”“英美海归”“三环内有独立住房”“属狗的除外”等严苛要求。对性格、人品、兴趣爱好等内在条件，他们并不太在意，只是笼统地要求“人品好”“性格好”“爱好广泛”等。
“我们就是要找清华大学的，其他的免谈！”一位女孩母亲傲慢的大嗓门让不少有意向的男孩父母望而却步。
在许多父母看来，相亲就是一场“婚姻营销”。关于这点，孙沛东访问过的58岁企业财务人员老曹以经济术语来解释择偶行为的理论堪称“经典”：“爱情本来就是一场买卖，无论多么天真无邪的两小无猜，用零售业的术语来说，都是推销自己，以求让对方产生‘购物’冲动的一场营销策划。市场潜力大，期望值高，叫价自然就高一点；市场潜力小，走势低迷，自然就要委曲求全。就像如果你手上那块地有石油，就一定不会把它卖给房地产商。”
孙沛东认为，作为一种新型的择偶方式，“白发相亲角”的鲜明特征是市场化的自由交易，集中体现在市场化的和极端理性的择偶标准上。其根源在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直接渗透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也包括最为私人化的情感世界。越来越多的孩子和父母不再相信爱情，认为每个‘上市’的男女都有其自己的‘市场价格’，认为婚姻就是‘买东西’，还有‘行情’可以追踪。”
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在相亲角，随处可见父母们在礼貌性地微笑着，客气地相互攀谈，然而，记者却在这“一派祥和”中嗅出了不寻常的“硝烟”。事实上，这些父母之间，既是竞合(即竞争与合作)关系——共同争夺优良婚配资源，互相帮忙“看摊”，彼此交流经验心得；又是博弈关系——相互摸底，打探对方实力，以便考量自己在这桩联姻中的利益盈亏。
“你女儿在国企啊，挺好的，单位效益应该不错吧？”
“你儿子是海归呀，那年薪怎么也得有30万元吧？”
“现在房价涨得很厉害啊，你家那路段涨到多少钱一平方米了？”
这样的试探比比皆是。
孙沛东曾无意间听到这样一番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的对话——
临别时，女方母亲“关心”地问男方：“你这时回去，家里人都等你吃饭吧？”
“走高速开车回去也就1个多小时。”
“那你回去晚了，小区好停车吗？”
“我们小区车太多，就是车位少。停车费倒是很便宜的，才5块钱1天。”
这位母亲后来透露，她是为了打探对方的住房情况：“按天计算的停车费和价格，说明他住的一般是20世纪80年代的老公房或者郊区的中档商品房。从上海市中心到家需1小时、走高速，也就证明了是郊区的一处中档楼盘。”
而单刀直入地盘问更为常见。记者看到一位女孩的母亲对一男孩的资料颇感兴趣，遂询问男孩的父亲：“你们家有房吗？”那位父亲忙答道：“有的，有两套！”她又问：“在什么位置？”得知房子位于北京通州区，她“哦”了一声后迅速转身离开。记者听到她小声地跟丈夫咬耳朵：“郊区的，户口肯定不在城里，还不如外地的呢，人家外地留京的还有城里户口。”
孙沛东访问过的52岁电焊工老林则一语道破了这个“战场”的秘密：“到相亲角来的，基本都是想打翻身仗的！女孩自己每月挣5000元的，想找挣1万元的；每月挣1万元的想找挣两万元的；明明自己家里有房子，还要找个住在市中心的。男孩也想找比自己强的女孩，最好也有房子，省得以后离婚被揩油……”
在因缘份自发相识的恋爱中，双方更注重人品、性格、兴趣爱好、共同的价值观等“软件”要求，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等“硬件”要求相对淡化。但在相亲角，由于当事人的缺席，婚姻变成了双方父母的选择和博弈，成了赤裸裸的“拼条件”。
在这个实力较量的“战场”上，子女的外貌、年龄、职业、收入、户口、住房、婚史、属相等“硬实力”，与父母的形象资本、社会地位、经济资本、家庭支持网络等“软实力”，共同构成了一个家庭的竞争力。往往就在轻描淡写的“闲谈”间，人生阅历丰富的父母们就不声不响地将对方家庭的实力摸了个八九不离十。而在这一次次实力“探底”中，“真正具有情感内容的过程被舍弃了”，这令孙沛东感叹和痛惜。
高人气，低成功率的社交平台
下午三四点钟，据记者目测，相亲角的人流达到了近300位的高峰。据报道，每周末人气很旺的上海人民公园的日均人流量过万次。
然而，记者询问了几位长期“驻守”相亲角的父母，却发现，如此红火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成功率极低的尴尬。来相亲角已经3年多的刘女士坦承，她从未听说过有在这里配对成功的例子。而该公园负责人也透露，几乎没有通过相亲角相亲成功的，呼吁父母们通过正规婚介为子女寻觅对象。
这与孙沛东的调研结果相吻合——在上海，“白发相亲角”的成功率尚不足1%。究其根本，孙沛东认为，在于市场化的择偶模式并不能提高择偶效率。“白发相亲”，一方面的确扩大了可选择的范围；另一方面，也使父母们容易产生“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心理。他们的行动看似积极，心态上却是只求最好，这反而降低了成功率。“经常有父母抱怨子女眼光太高，其实是他们自己有时太过理想化。对儿女的感情投射使他们就像拿着一面放大镜，不自觉地放大自己子女的优点、优势。”
而子女们的态度也很值得玩味。大多数父母告诉记者，子女对他们在相亲角“摆摊”一事并不赞成，甚至激烈反对，认为极为不靠谱，因为无从查证对方资料的真伪。所以，如果遇上不错的适婚对象，他们会骗子女说是通过朋友介绍的。
子女反对，成功率低，父母们为什么还趋之若鹜？
“效率原则不能解释这个悖论。事实上，独特的情感逻辑才是理解‘白发相亲’的关键。”孙沛东说。“下乡导致知青一代的恋爱与婚姻生活被延后，使得他们对子女的婚姻有着非同寻常的急切与焦虑；因为存在生存、成才和养老等风险，独生子女与其父母毫无选择地被‘绑缚’在协同择偶这架战车上；不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造成他们对自己及子女的未来生活充满担忧，力图在婚姻市场上寻求‘上迁婚’的可能，获取更加可靠且有保障的人生保险——这些导致了‘白发相亲’现象的产生。”
孙沛东研究认为，经过长时间发展的相亲角具备了很多潜在功能：它不仅成为知青一代社会交往与情感交流的新途径，交流择偶信息及日常生活信息的平台，单身老人的“鹊桥会”，还减轻了外地父母对于陌生城市的陌生感和疏离感，缓解了他们内心的焦虑与无助。
该公园负责人佐证了孙沛东的结论：“有不少老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纯粹是来给自己找老伴儿的。”几位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们已经成了“抱团取暖”的好姐妹，有时候回老家好久没来相亲角，还互相通电话唠磕。
正是这些异化了的功能，导致相亲角人气越来越旺。
两性择偶境遇差异的展示台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同样是相亲，男孩父母和女孩父母的心态和行为截然不同：男孩父母有种“待价而沽”的心态，择媳标准很高而且不肯降格以求；而女孩父母则普遍焦虑，愿意在一定条件下降低标准。
一位30岁的男孩资料上注明“要求女方年龄必须在25岁以下”。有女孩的父亲询问男孩的父亲：“我女儿刚满26岁，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您看行吗？”男孩的父亲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好意思，不能超过25岁！”
有位女孩的母亲向一位男孩的父母索要联系方式，男孩的母亲态度倨傲地盘问各种问题，具体到哪个学校毕业、工资、福利待遇、父母的职业及单位等。层层过关后，听说女孩的母亲没有随身携带女儿的照片，她立即收起资料，坚决表示：“必须先看照片，没照片没得商量！”
记者表明身份后，一群女孩的父母就将记者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地递纸条，掏出女儿的照片让记者看，叮嘱道：“你们认识的人多，有合适的一定给我女儿介绍。”记者大致看了一下资料，这些女孩身高多在1.6米以上，相貌中上，本科以上学历，工作单位不错，均为逾30岁未婚。
一位母亲吐露，她的女儿在银行工作，38岁未婚，是位博士。因为担心女儿学历太高不好找对象，她在资料上谎称女儿是硕士学历。“我来相亲角已经两年多了，几乎没有‘缺勤’过一次，风雨无阻，哪怕腰疼也要挣扎着来。明知道成功率低，但我总想着万一今天能遇上合适的呢，如果不来怕错过机会。”她哽咽道。
另一位女孩的母亲则长期在两个公园的相亲角之间“赶场”。她坦言：“没办法，时间‘撞车’了，只好两边都跑。不过，现在的男孩父母太挑了，挑得都有点‘变态’了！”
优秀女孩父母的焦虑背后，折射出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的“三高”女性择偶困境。孙沛东强调，“剩女”是一个被社会建构的伪命题，其背后隐含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二元对立式性别价值体系。她分析认为，“郎才女貌”的择偶标准、“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是造成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现代都市女性择偶难的主要原因。而经济条件好的女性，对于男性的依赖性小，婚姻进入的收益较小，这就导致她们不大会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
社会转型期的一面镜子
孙沛东概括说，实际上，相亲角的择偶标准，正是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面镜子。
她发现，这些父母为子女筛选的“结婚候选人”，都是在同一社会阶层、经济水平下的，形成了同一社会阶层、经济阶层的“通婚圈”。这被称为“阶层内婚”。“相亲角以阶层内婚为目标的择偶标准，表明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开放性进一步降低，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社会转型期，阶层壁垒正在强化，社会结构也在固化。”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研究认为，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阶层内婚会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社会福利水平提高，人们通过婚姻保持和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动机逐渐下降，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才会随之下降，以爱情为基础、跨越社会阶层的婚姻才会增长。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相亲角里择偶与婚姻中的经济考量日益深重：“GDP高速增长，社会福利和保障地滞后，人们迫切需要通过婚姻保持并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同时，折射出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家庭结构正在由“非市场化”向“市场化”转型的趋势。
对此，孙沛东深感忧虑：“欧美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最终导致的只是衰退和混乱，‘蛋糕’做大了也只会坏掉。如果没有社会共同体的自我保护，市场的逻辑将把我们所有的人和社会关系都变成商品。对此，每一个人都得保持必要的警惕。这不仅关乎‘白发相亲’现象，更关乎中国该如何实现社会转型的问题。”
目前，“白发相亲”现象在社会上和学界已引起广泛关注，美国、法国、香港和上海等国内外多个高校的学术团队和本科及硕博士研究生在北上广三地的相亲角开始了田野研究。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涌现出更多的研究成果，“白发相亲”现象及其背后的社会转型问题也将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本文来源：网易女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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