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频：放开“单独二胎”，生育仍然多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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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吕频（2012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负责人，女性传媒大奖女性榜样奖获得者，网易女人写时评作者。 ）

11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单独二胎政策，自明年第一季度起放开“单独二胎”的时间表，通过中央电视台确认。

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开放单独二胎，媒体多有解释，总之，这是国家人口政策的审慎决策，让生育率提高、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不至于造成人口规模增加太快。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建言献策，是专家的功能，其实也是一种特权，看不了那么高远的，不敢赞一辞。落实到生育行为，大概不会有多少人为国而生育，大家要考虑的，不过是家庭和个人。

财新网引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社会发展报告》说，北京居民多数不愿生二胎。而此前北京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媒体公布说，全市符合条件的“单独”家庭中，有六到七成想生二胎。调查的人群不一样，数据也不一样，总之，肯定不是所有符合条件的家庭都想生。

那么专家和媒体又是怎样为家庭考虑？其中有人说，放开“单独二胎”有助于提高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也有人说，有兄弟姐妹能让孩子人格健康。

仔细想想，对“家庭利益”的论述，都基于对“家庭利益”甚至“家庭”的特定理解。即如经常被用来暗责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的“失独”议题，就具有强烈的建构色彩。子女早夭当然是一种值得同情的人生不幸，但媒体对“失独”家庭那悲哀绝望的刻画，却传递着这样的信息：没有子女陪伴的老年人生简直不值得一过，“断子绝孙”是人间至不幸。然而这不是事实，只是一种观念。个人不反对甚至支持“失独”家庭就强制性计划生育问责政府，但还想说，近年将“失独”议题凸显成现象的媒体报道，其功利性动力之一，恐怕是，从这类符合人情伦理的哀愁入手，能合法地挑战计划生育政策。然而，如此人情伦理是怎样复辟保守的家庭价值，很多媒体并未在意。

至于兄弟姐妹共同成长更健康，这也是观念，不是事实。三十年来人们都在大谈独生一代会成为怎样的社会病，直到“八零后”成长为社会中坚，“九零后”风华正茂。至于多子女家庭的照顾不周、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竞争甚至倾轧，却不被解释成多生有问题。“独生子女”的问题化和“失独”的问题化一样，都可以理解为对强制性计划生育的旁敲侧击，然而代价却是，即使是在强制之下，传统的家庭观只是蛰伏，并未真正被放弃。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假设是所有人都想多生，传统家庭观的假设是所有人都该多生，这看似冲突的两者，原来倒颇有一致。

当“单独二胎”政策降临，描述不生二胎的理由时，“不敢生”、“生育成本高”之类的说法被强调，背后的假设仍然是：大家都想生，多生是好事，只是一部分人没条件消受，只要政策允许，生育不需要理由，不生育才需要理由。

什么时候才能抛弃种种变相的、有时候被包装得很体贴的“多子多福”观，直面那些拒绝生育或多生的家庭和人士，特别是妇女的体验？诸如“不让孩子呼吸毒气是负责任的表现”甚至“我就是讨厌小孩”这类确实存在的观点，大概要被认为是“反社会”的，会被过滤吧。然而，妇女教育程度越高，普遍生育子女数量越少，从妇女发展的角度看，少生不生至少不是显而易见的坏事和错事。

计划生育和生育，需要更多元的讨论，多元的前提，是不同观点都被允许正当表达，以及既有的狭隘思维框架的破除。只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生育，是把人特别是妇女当工具，从家庭利益看生育，可能盲视于利益落到哪些家庭成员，强制让人屈从却失去改变观念的机会，反对强制的声音从暗到明，所搬用的理由却未必经得起推敲。子宫谁作主？在强制计划生育松动的时候，这仍然是个问题，之所以为问题，或许是因为，它被托付了太多迷思，以致不能成为权利主体了。

吕频：争论计划生育，女权为何不受欢迎

开放“单独二胎”的政策引起了很多讨论，主张取消计划生育者，大概或肯定这是有限进步，或担心这是在用微调拖延彻底取消。另一方面，在互联网上，一些（看起来有女权倾向的）年轻女性却对计划生育政策松动的趋势表现出强烈的担忧……。

女权者支持强制计划生育，这是真的吗

如果说女权者反对强制计划生育的观点没有充分表达出来，那这并不是她们的问题。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的正式言论空间基本禁止对强制计划生育侵权的揭露和批评，直到2012年6月陕西冯建梅遭强迫堕胎事件，才或许前所未有地突破了一次，但至今这仍不是一个完全自由流通的话题。

如联合国1993年《反对对妇女暴力宣言》指出的，对妇女的暴力包括由国家行使的暴力，以及国家对暴力的纵容。强制计划生育是一种典型的由国家行使的暴力，其存在时间之长，迫害范围之广，造成的灾难之深重，恐怕远甚在其他一些国家被认为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灭绝事件。反对强制节育、强制堕胎、迫害“超生”者……暴力没有借口，为这种三十多年来已经被千万妇女身体铭刻的罪行辩解或试图轻描淡写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事实是：或许女权主义者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没有能够做到响亮地反对强制计划生育，以及，应该向那些为受害妇女做了更多工作的人权捍卫者学习，但女权主义在道义上和逻辑上都不可能支持强制计划生育，因为强制计划生育是直接迫害妇女权利的。

所以首先需要区分，当我们说“计划生育”的时候，所指的是一般的“计划生育”还是中国式的“强制计划生育”。个人生育有计划是生育自主权的体现，国家也都在从人口的角度设定引导性的政策，这都和生育被强行“计划”不是一回事。支持计划生育不等于支持强制计划生育。

但是，强制计划生育在不同人群中间的推行方式和推行结果不一样，导致不同人群对政策的感受和评价结果不同，这是很正常的。强制计划生育在城市的推行相对而言没那么残酷，加上城乡的隔膜，信息传播的限制，很多年轻人对强制计划生育的侵权性没有强烈的感受。不仅如此，计划生育制造了一个客观上的受惠群体，即在那些接受了“只生一个好”观念的城市家庭里出生的女孩。她们的成长较少受到重男轻女观念的挤压，家庭的爱和投资让她们享受到上一代妇女和农村女孩没有的自由发展机会。

这些年轻人对强制计划生育没那么反感甚至抱有一定程度上的好感，其实是基于一种自我庆幸：她们意识到，自己与母亲和农村女孩的命运的差距，在客观上是由计划生育带来的，不管父母情愿不情愿，计划生育让她们不用作原生家庭中的二等公民。

应该理解这些年轻人的体验。不是说能以此论证计划生育的合理性，而是说，政策实施的后果必然是差异性的，想改进，就需要先理解和处理这种差异性，不要抹杀某一群体的经验，要放弃非黑即白的思路，而“取消计划生育”的说法，有时听起来就是这种思路下的口号。

因为希望纳入不同群体的体验，因为看到或担心两方都没有关照到妇女权利，所以女权者不愿在计划生育和取消计划生育之间站一个非此即彼的立场？是非此即彼是容易的，另类和深度思考往往会被误解和被忽视，很多妇女权利的见识都是如此命运。

取消计划生育为什么会让女人担心

要求取消计划生育的人士说：国家无权限制生育，应该把生育权还给公民个人。

这听起来完全正确，简直无法不支持。问题是，“个人”不是抽象同质的，每个人的权利行使程度会因其身份和权力地位不同。有必要追问，如果国家真的放回生育权，那这种权力会实际由谁来掌握。这是关系到妇女福祉的严重问题——是丈夫/男人、公婆、父母还是妇女自己，有没有可能结果是，决定生育的权力从国家父权转移到家庭父权，妇女从被强制不生育变成被强制生育？

生育必须基于妇女的子宫，所以生育权的终极只能在妇女个人，婚内生育应由夫妻双方协商决定，但最终的决定权只能属于妇女，否则就意味着他人对妇女的身体强制，这是侵权行为。但是，妇女有为丈夫、为家庭生育/传宗接代的义务，这仍然是一种公然的文化，结婚就要生，要早生，多生，生男孩……很多妇女面临丈夫及家族的生育压力，令人沮丧的前现代境遇。

强制计划生育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将妇女视为生育工具的父权文化，只是暂时用国家父权压制和收缴了家庭父权的权力，而且，家庭父权一直都在试图与国家父权争夺妇女的子宫，由此导致的摩擦和双重迫害都由她们身受：那些被多次强制堕胎的受害者，有多少只是为了满足丈夫或公婆的心愿；有多少妇女因为被强制结扎不能再生育而被嫌弃甚至被离婚。

要树立取消计划生育主张的妇女人权合法性，应该先意识到，家庭父权和国家父权一样参与了对妇女的生育迫害，清理父权文化是让生育真正权利化的前提，取消计划生育不能在实践中等于将生育控制权从国家下放给父权家庭，而这正是许多年轻妇女特别担心的。然而，似乎没有看到主张取消计划生育人士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其中一些人还宣称生育是妇女的义务、不生育的妇女是自私等等，公然丢妇女的赞成票。

性别不平等让生育意味着妇女的巨大代价，这是一些人害怕放开计划生育后被强迫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家务劳动仍然普遍由妇女主要承担，照顾劳动中的男性缺席尤其严重；大量劳工阶层妇女不享有生育保障，对她们来说生育就意味着失业，在白领职场中生育歧视也是司空见惯、基本不受制约；雇主对母亲很少关怀，公共托幼服务资源奇缺，为履行母职，无论是放弃工作还是减少工作投入，对妇女来说都是发展的损失；而且，妇女的性魅力被认为因生育而贬值，做母亲让妇女更依赖婚姻，离婚则往往意味着无酬劳动投入的割肉……。总之，妇女为生育所付的代价和她们决定生育需要怎样的勇气，男性体会不到，父权家庭未必买单，国家则是基本无视。

若要取消计划生育真正成为妇女的福利，就需要考虑配套性的政策，给妇女广泛的生育支持，并纠正性别歧视，否则，在不愿生、不敢生、不得不生之间，妇女仍然不能实现自由选择。或者说，要让妇女，乃至夫妻真正享受生育权，不能只谈计划或不计划。然而国家放开“单独二胎”的出发点压根就不是生育权，而是提高人口红利，呼吁取消计划生育者，或者只有粗糙的民粹式口号，就算有配套政策设计，也往往只见生育支持，不见妇女地位问题。

农村妇女极难就公共事务发声，最受影响人群的沉默让整个话题残缺。一些城市年轻妇女宁肯对取消计划生育说不，不是留恋强制，而是因为，她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强的生育意愿，因此不太受强制的压迫，反而可以借助政策限制保护自己免受生育剥削。妇女需要可靠的承诺，在她们面前，没有性别视角的“人权”主张和专制一样会不受信任及道德失败，要不要回应她们，终究是对人权价值的检验。

计划生育争论需要第三种语言

在强制极度森严的时候，取消计划生育的主张渲染着地下争权的悲情，对话因此很难展开，而且，只要不进入国家议程，不管什么政策观点都是纸老虎，没有杀伤力，因此也没有争议的迫切需要。但放开“单独二胎”已经明示了言论限制的松动，取消计划生育主张公开化而且更有影响政策的野心，或许从此时起，争议开始非常有必要了。

遗憾的是，在关于计划生育是与非的讨论中，有性别视角，有足够知识，又愿意走进大众传播，这样的人士至今不出现。一些主张取消计划生育者公然与女权为敌，妇女的经验，性别的视角，只能以一种因被忽视而激越的姿态，在网上零散地迸出，集结不起多少话语权。

假装女人不在场，热热闹闹地谈论应该或可以允许她们怎样，这种事情总是在发生。但换一种角度想，就此加入讨论而不是等待完美代言者出现，就此寻找计划生育问题中国论述的“第三种语言”，在为国和为家之间，在黑与白之间，正是一件可做的事情。

发展知识，甚至从提问开始，比站立场更有意义，在“单独二胎”的大众传播中，比如这些问题还没有评估：这会不会减少强制计划生育的伤害，会对出生性别比造成怎样的影响。如果还有待观察，或许单就这个政策站立场还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