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2013年杜蕾斯广告才登陆韩国
韩国就是一个这样独特的国家：迄今为止，社会依然保留着昔日传统与封建的道德价值与保守风气，长幼有序、男尊女卑与阶级更是每一个韩国人都不敢挑战的国家基石；但另一方面，望着一幅幅穿上性感热裤与摆出挑逗姿态女性的韩国情色电影海报，与一间间在江南狎鸥亭洞吸引千万无数女性前来进行整容手术的整容店，你会发觉这个国家虽说不得上与西方国家一样对性开放，但至少是对性解放有极大渴求。在两边极端拉锯，就造就成今天韩国社会是对性的奇怪现象。
不说不知，原来生产避孕套的世界大厂杜蕾斯，在2013年才首次以电视广告的方式「登录」韩国，原因是韩国政府一直禁止避孕广告在电视台出现，到2006年才首度解封。就是这种对避孕套广告宣传的「滞后」，促成韩国人一直对使用避孕套有奇怪的抗拒。然而为了避孕，一般韩国女性唯有在药房买口服避孕药来保护自己，抑或是在获得医生处方下购买「事后药」。
但是，2012年的夏天时，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宣布会更改法律，把传统的定期口服避孕药改为需要医生处方批准才能在药房购买，反之则把「事后药」改为可在药房随便购买。然而，由于政策引起极大争议，结果后来政府宣布把此改动暂缓推迟3年后再实行。
传统男尊女卑价值使避孕责任都委于女性身上，韩国男人因而使用避孕套的比例远低于其他国家，但封建社会也为女性当众购买避孕药增添了额外的道德压力，所以韩国女性以口服避孕药的百分比也比其他国家低。意外怀孕时，「事后药」却也因为需要医生处方，面对医生「责难」的尴尬场景，也令韩国女性选择放弃这个方法。在走进绝路之际，连最后的堕胎选择也因政府禁止而变成违法行为。但国家在近年出生率低迷的环境下，进一步打击非法堕胎，所以，韩国女性在避孕这个话题上，是绝对的弱者。
韩国的避孕与家庭教育史 1953年建立的韩国刑法堕胎是违法行为！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韩国社会在进入60年代起，因应着经济与社会现代代的需要，国家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也愈来愈明显。当时，朴正熙政府以军事式管治和爱国主义的洗脑形式，配合高压政策以图降低国民的生育率，促使国家摆脱人口膨胀导致拖累经济发展动力的危机发生。
虽然根据1953年建立的韩国刑法，堕胎是违法行为，但出于控制人口增长的需要，韩国政府从最初美军中引入了「流动堕胎车」服务。60年代时，美国国际发展署为协助韩国政府推动人口控制政策，为他们提供了流动堕胎服务，因而在60-70年代时，韩国的堕胎率奇高，平均每一个小生命出生时，就有2.75个堕胎，当中也有怀疑是保守韩国传统社会出于重男轻女的考虑所导致。
除了堕胎，因为要加快推广家庭教育与节育计划，口服避孕药也于1968年正式传入韩国，而在社会流行的口服避孕药一共有32种。当年，韩国国家总体的医疗保健开支中，有四分一都是投放在控制人口工作上，而且，为了宣传现代化家庭的概念，韩国家族计划协会也推广「每家只生两个」的生育计划，以小家庭来更好维系家庭关系和对降低经济负担为推广口号。
除此之外，1962年，韩国政府在全国183个市与县建立全国计划生育的保健中心，它们主要负责以家访形式收集地区人口的分布，以此为指标强制国民进行计划生育。
踏入70年代，当时的韩国人口保健福祉协会 (现即保健社会部) 更进一步加快人口规划，与推动西方式的男女平衡价值。在不少宣传攻势里，他们集中推广「生儿育女不分男女」的新思维。另外，避孕套也于1973年引入韩国社会，金德成于当年创立了UNIDUS株式会社，它更是韩国第一所自家制造避孕套的公司。虽然70年代的家庭教育中，政府不断灌输「男人要承担避孕的责任」，但不论是使用避孕套与进行输精管结扎手术，都不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避孕方式。实际上，70年代还是主要依靠女性来避孕，但风气则改变为推广女性绝育手术。
80年代在韩国社会推行的「一孩政策」，把女性绝育的程度更推至极点。单单在1982-87年间，韩国总体便有超过二百万名女性已进行绝育手术。而且，为配合家庭教育政策，韩国政府也于80年代的每一年推出优惠细家庭的经济措施，包括楼宇优惠贷款与免费医疗服务等等。
时至近年，虽然韩国社会对性的观念愈来愈开放，但避孕方法的普及化却未有同步出现改变。根据统计，韩国年轻人持续使用避孕套的比例远低于其他西方国家，当中只有不足两成的青年 (18-29岁) 有持续使用避孕套的习惯，而只有18%的男性与13%的女性在他们首次发生性行为时有使用避孕套，高中生的百分比更低于一成。
除不使用避孕套外，韩国女性服用定期口服式避孕药的比例也同样远低其他发达国家，女性定期使用避孕药只有1-2.5%，相比美国 (14%)、英国 (26%)、法国 (36%)与纽西兰 (40%) 为低。另外，由于一直以来在韩国购买「事后药」必须获得医生处方，在传统封建思想影响下的韩国社会，女性多偏于为免于被医生歧见与责难，也未必会选择以服用「事后药」来避孕。因而，女性唯有使用高风险的「安全期计算」与「体外射精」方式来避免怀孕，但因意外率较高，结果进行昂贵的非法堕胎 (因堕胎是非法且要铤而走险，而且因为韩国出生率非常低，政府也刻意加强非法堕胎的惩罚，所以收费亦较贵) 便成为韩国女性唯一的出路。
单单在2005年中，韩国政府统计当年便有34万宗非法堕胎，但当年却只有47万多个新生婴儿诞生，即平均每32个怀孕妇女中便有一个进行非法堕胎，可想而知堕胎在韩国已成为今天最普遍的避孕方式。
禁止避孕广告的故事
虽然韩国已于1971年推广使用避孕套「自由化」，但政府的广播条例一直禁止有关避孕的商品在电视台卖广告，再加上保守的社会风气，使学校的性教育内容也仍然停留在70-80年代的水平 (以蜜蜂采蜜来表现性行为)，因而有4成多的年轻人认为今天学校的性教育欠缺内容与不实际。所以，有言因为保守的社会风气，阻碍避孕商品的广告推广与性教育发展，是今天韩国社会对避孕还是一知半解的主因。
一切直至2004年韩国才迎来第一个在电视台广播的避孕套广告。当时，韩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为推广有关艾滋病的知识，与MBC电视台合作推出一系使用避孕套的官方广告。但广告由于主要出发点在于推广关心艾滋病的缘故，所以在内容上其实未有集中以广告手法推广使用避孕套。
除避孕套外，正当2006年韩国政府宣布，开放电视台容许避孕商品在卖广告后，第一个在避孕药广告便出现在2006年的5月。当年，22岁的首尔国立大学学生金秀美，以讽刺不服用避孕药的角式，来推广韩国Mercilon牌子的口服避孕药，并在有线电视频道播放。
以商品为背景投资卖广告的避孕套公司，则在同年6月登陆在韩国的地下铁广告内。一间名叫「Gojuchanggab」(고추장갑) 的避孕套制造公司，于2006年5月，开始在首尔地下铁4号线的车箱内卖广告，但广告还只是简单显出公司的网址而已，未有其他内容。
在众多韩国国内的避孕套公司中，历史最悠久的UNIDUS是最大的商品垄断商。UNIDUS占据了韩国国内6成半的避孕套市场，在全球则拥有3成的市场覆盖率。但由于韩国人使用避孕套的市场较其他国家低 (少于两成)，所以UNIDUS的业务也是较外向型，即把公司主要的市场策略放在海外，而且也因品牌名气已早建立在本土市场，投放在国内广告的需要也较低，直接影响避孕套在韩国电视台的宣传推广风气。
2008年有关避孕套在韩国广告中，也曾出现过一段小插曲。当时，由于正直日韩两国在「独岛/竹岛」问题上争过你死我活，首尔地下铁公司宣布除去日本最大的避孕套公司 – 冈本在韩国地下铁的广告。地铁公司指称因为韩国社会的保守风气不接受避孕套公司「公然」在地下铁出现，而且冈本的广告中用上的口号「日本第一」也有令韩国人感到不舒服的地方，所以最终被要求清除。
经过多年后，首个避孕套的商品电视广告，最终推迟了在法律改变的7年后，2013年的7月才破革地在韩国的电视荧光幕出现。国际避孕套大公司杜蕾斯于2013年首次在韩国这个不是消费避孕套大市场的国家内，投资他们第一个电视广告，这也是韩国人首次在电视机前看到有关避孕套的商品广告。
或许是因为韩国政府多年来阻挠避孕套公司，在韩国电视台的平台上投资卖广告，结果间接影响本已保守与封建的韩国社会，与「大男人」意味的男人不喜欢使用避孕套来防止怀孕的情况更变本加厉地出现 (情况在中年男人尤甚，他们一直抗拒使用避孕套)。因而，到今天为止，韩国人使用避孕套的比率还是很低。
韩国社会一直未能孕育出尊重使用避孕套的应有条件
根据早前一项关于韩国人不安全性行为的统计，当中有接近3成曾经进行「不安全性行为」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选择使用避孕套，是因为伴侣不喜欢或拒绝使用所致。当中，社会风气是主导对避孕套带有负面印象的主因。例如若是男性提出主动携带避孕套，便被视为花花公子；若女性主动，则被视为水性杨花。所以，这类偏见，使韩国社会一直未能孕育出尊重使用避孕套的应有条件。
可是，在不使用避孕套的前提下，韩国女性服用口服避孕药却也未有提高 (只有2.5%)，所以意外怀孕便成为韩国女性经常面对的危机。为解决这种问题，女性唯有选择硬着头皮面对被医生责难的尴尬情景，取得医生处方购买「事后药」。可是有时在超过有效的72小时后，她们更要冒上更大风险，到违法的医务所进行极危险的堕胎手术，但却可能换来更大的社会潜在危机。
面对着持续低迷的生育率，与每年俱增的非法堕胎数字，两大引力把韩国长远竞争力带进阴霾的同时，韩国政府上年选择破天荒地把两种不同的避孕药定位倒调，即把传统定期口服避孕药改为必须获得医生处方才可购买的药物；但另外却把「事后药」改为可以随便在药房购买的药物。这种改变背后的考虑是希望把「计划避孕」的成本提高，最终影响生育计划。
但此政策一提出，便引起社会极大争议。一方面，韩国妇产科联会对把传统定期口服避孕药改为必须获得医生处分表示欢迎，因为此举使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应诊金」收入；但是，一般女性权益团体则指出，这类避孕药除了避孕功用外，也可以协助女性调理经期与处理荷尔蒙分泌问题，但若改为处方药，则只会添加女性的不便。而且，把「事后药」改为随便可以购买的药物，极可能不但未能降低堕胎率问题之余，更可能使女性改变习惯，滥用更多后遗症的「事后药」。
结果，因为各种的反对声音，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决定把政策暂缓三年后，在再进行更详细咨询后才考虑会否继续此政策改动。
到今天为止，韩国社会对避孕这问题还是停留在历史时间之中。经过数十年未能在电视台卖广告宣传避孕套，到2006年后才放宽并到2013年才迎接第一个出现在韩国电视台的避孕套广告，已经令使用避孕套的文化找不到在韩国植根的土壤。再者，传统的封建文代迫使「大男人」不需要负上避孕的责任，女性为求保护自己，避孕药却又因需要面对医生的批评而不是唾手可得，最终唯有接受非法堕胎。但是，近年政府为着提高生育率，却加强打击非法堕胎行为，把女性推至最无奈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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