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频：停止怨望“好男人”

本文作者：吕频（2012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负责人，女性传媒大奖女性榜样奖获得者，网易女人写时评作者。 ）

“又一个好男人倒下了”，黄海波嫖娼被拘之后，这则评论引出了本文的感触，但这与黄海波本人无甚关系，我甚至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人。

所谓“好男人”大概就是实行性与情一致，为婚姻及亲密关系守贞的男人，不到处留情，不搞多性伙伴，不出轨，不嫖娼。文章出轨，黄海波嫖娼，证据确凿，都得被开除“好男人”之列。

“好男人”之叹的最大问题就是“好男人”少。仅以嫖而言，有一个数字：《中国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研究定量调查报告》显示，在其调查的中国中东部某县，有性生活的男性中有25%自述曾与性工作者发生性关系。所以，一方面很多男人确实不嫖，另一方面嫖仍是普遍的男性行为。如果再考虑到其他“不好”的行为，那么，“好男人”肯定有，奈何不够女人分的。

而且“好男人”还越来越少。跳“黑灯舞”都能判流氓罪的年代，大家都只能老老实实，当国家放松对个人生活的管制，性开始广泛流通，包括直接或变相地可交易，对男人从“变心”、“花心”、“不负责任”到“和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性关系”的控诉和控罪就比比皆是。

另一个问题是拦不住男人“坏”，“坏”是男性气概的一部分，是比其他男性相对于女性更有权力的表现。社会将性欲不可管理视为男性的生理属性，认为男性理应享有比女性更多且不受情感和道德规制的性权力，并通过男性对女性的优势地位，使这种性权力可以与他们在其他领域中的权力直接交换。因此在个人品质之上，“坏”是制度性的男性权力在性领域中的表现，因此广泛及无法追究——只是成龙说的“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更进一步说，我们的社会生活的相当一部分，就是以男人“坏”为基础的，无数假设男性见色就起意的广告，无数自作聪明的性别主义笑话，无数靠输送女人之性而完成的交易，简直无法想象没有这些我们的社会还能怎么运转——你能想象一个没有“腐化堕落”的党吗。如果男人的“坏”是被释放出来的心魔，那且不说它肯定不想被收回，它已经是这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能收回了。

对男人的“坏”，国家不管，女人管不了。当今国家对性道德的宣示和约束基本是纸上谈兵地高调，各种性质和程度的男性性越轨，所付出的代价、所须冒的风险，与国家的惩戒标榜都是极不相乘的。像黄海波和薛蛮子那样呗挂出来的定点清除对象虽然饱受羞辱，但他们的男性气概只是暂时蛰伏，国家也不指望他们心服口服。虽然国家还是会继续搞些示众把戏来威慑四方，但从其自身利益的角度，绝不会改变性与性别的权力体制，而是要从这种体制中“抽水”——征用男性气概来填充其统治基础，通过对不同人群包括分性别的区别对待的策略来维持其总体性的稳定。何况，国家也以来性别化的广泛性市场创造GDP。从这个角度看，经常板起一张道德面孔的国家，对男性的性越轨，不仅是管不了，而且是不想管，不需要管。至于女人，从亲密关系到职场到公共生活，当她们需要将以性魅力与男性共舞作为发展法则，个个都怕当“老女人”、“丑女人”的时候，她们在群体上完全不具备约束男人不“坏”的能力，只能个人自求多福。总的来说，社会的节奏仍在男性性权力上升，而女人在守贞的那一端进一步失败当中。

女人有权抒发对无情、利用、伤害和背叛的失望及谴责，我拒绝鄙视“良家妇女”就像拒绝鄙视“妓女”——这两个词都是坏词，希望能努力理解不用女性群体的性境遇以及相应的观点。不可能把情感和道德从对性的理解中排除出去，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关系，或许究竟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靠广义的善而不完全是交易动力或规则来维持，关键是如何定位这些价值及其条件，以及如何持之自处。怨妇之为怨妇是因为自己不动又不能把男人拉回来。当然，这也不是她们的错，这两件事都需要资源和条件。在看到系统性的性别限制的前提下，相信女人的能力往往比她们认识到的和被告诫的更强大，所以：

女人不能指望把“坏男人”拉回来。越轨是有乐趣的，人类极不擅长戒瘾和自律，如果他律基本只是靠道德压力，那效能极其微弱。想靠守贞，无论是实际行动还是话语层面的，去询唤男人的良心发现很靠不住，因为传说中的两性契约——女人靠守贞换取男人的“负责”，从来就没有过能确保兑现的年代，现在它更是废纸，虽然婚姻文化还在鼓励女人相信它。在圈禁男人的方向上，女人要想达到目的，很多时候要依靠性魅力的运营，如伴侣在街上多看其他女人一眼都要赌气的把戏，年长色衰就很难玩得起，所以这很不可持续。

有必要正视现实，像在其他领域中一眼，不能把向后看、回到性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作为拯救安全感的解决方案，那种生活其实是在恐惧与匮乏中以平等自我安慰，而且实际上还不是平等——中国社会主义从未实现过平等，只是让人冻结在被制定的位置上，农民不能成为城市居民，结婚就别想离婚。需要考虑怎么在现在这种局势下解放自己的性权力，将不再在乎男人变“坏”作为自我解放目标。

如果是这样，那方案只有一个，即作为不怕自己变“坏”的女人区争取重构性的权力关系，这并不排除情感与道德的个人考量，但不再把这两者作为自己的天然性边界，在“性动物”和“情感动物”这两极之间有许多光谱式的位置，争取自选，意识到守贞只是一种选择之后再选。实际上很多女人已经在这样做，“良家妇女”们从性的角度挖父权制墙角的故事其实是极其多彩的，遗憾的是太不公开化。当然这种“只做不说”的策略有助于既得利益保护。那么能做的就是停止对其他女人的性道德检查和竞争心态，无论大家各是哪种“婊”，绿茶式的还是地沟油式的。

以“离了男人也能活”的态度和“坏男人”们划清界限没什么不对，但异性恋女人还另一种强大的取向，就是要男人，但不是以找人为自己负责的方式而是以自己的情和欲为主去协商。在这方面，冒昧地想提出“外围女”现象，这些以自由职业方式兼营的高级性工作者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营销公开又疯狂，其中一位在网上说，每天起床她都有几万条未读微信。虽然觉得她们的生活方式极空虚，但吸引我的是她们不怕污名的进取，子啊她们那种“我就是为了钱而找男人越多越好”的“坏女人”之高调，和自贬为性的无产阶级。甘做赚赔逻辑受害者也要守住道德阵地的“好女人”之悲哀之间，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实践需要自白的语言。

但赋权未必是舒适的过程，不按规矩玩就等于彻底放弃对规矩内的红利的指望，而红利本来多少是会按等级和幸运程度分配一些的。女人性开放就意味着给男人多占便宜，这种感受存在是因为社会和男人还持赚赔逻辑，女人自己没有历练得够坚实又缺乏支持就会产生被剥削感。与男人不同，女人的性越轨往往是孤独的，破坏而不是促进同性情谊。她们需要结盟并一起经营可彼此共享的资本，包括信心、经验、知识、发展资源甚至社会声誉。

有人把中国的“坏男人”泛滥现象描述为“落后”，对应向往的是一些发达国家男人尊重女性的“文明”。就此想说的是，那些国家尊重女性的价值不是源自贵族或绅士文化而是一整套离不开女性斗争史的制度。而且可能大多数成年人都不在婚姻中，离婚率则往往比中国高得多，总之未必能与我们这里的“好”“坏”直接比照。但是，或许中国确实需要性的民主化，性别和阶级的下属群体应该拥有更多的性自主，让性更平等得开放和流通，也不是一个与其他领域的民主化无关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