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秘密自由

一个出生在伊朗的女性，恐怕终身都要按照《着装法》，穿一辈子罩袍，戴一辈子面纱。而马希赫·阿琳娜嘉德（Masih Alinejad），渴望能拥有自由选择穿什么的权利。

5月份，身在英国的阿琳娜嘉德，在Facebook上发起了一项名为“我的秘密自由”（My Steelthy Freedom）的活动，晒出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伊朗女性摘下面纱的照片。无数伊朗女性给她寄出了自己摘掉面纱的照片，保守派人士也不失时机地对她进行了一轮舆论攻击。

通过邮件和电话，阿琳娜嘉德接受了《人物》记者的访问。这是又一个“我在伊朗长大”的故事，她和她的国家，始终隔着那层想揭又揭不掉的面纱。

不戴面纱的女人都不知羞耻？

1976年，我出生在伊朗北部格米克拉（Ghomikola）村的一个宗教家庭，有3个哥哥和1个姐姐。1979年革命爆发时我3岁，正是这场革命，孕育了如今的《着装法》—在伊朗，女性必须按照《着装法》要求，把自己从头发丝到脚指甲盖都遮起来。

我父亲是1979年革命的忠诚支持者。那时没有网络，信息单一，和大多数养鸡种田的普通农民一样，他支持并相信自己的政府。

在革命前，女人们有选择穿什么衣服，戴不戴面纱的权利。如今我们没有选择，只能遵守法律。

在我的家乡，作为一个女孩生下来，就意味着以后要穿一辈子罩袍，戴一辈子面纱。7岁起我就穿上了罩袍，没人告诉过我怎么穿，为什么要这样穿，你脑袋里自然就明白。整个家庭、社会都要你遵守这个规范，强迫你成为一个你不相信也不认识的人。

少年时我曾看到过西方女人和革命前的伊朗女人的照片，她们不戴面纱的装扮简直让我震惊。而从小到大，政府、保守派、强硬派和原教旨主义者总是告诉我们：“不戴面纱的女人都不知羞耻，她们会出卖自己的身体。”

传统的观念不让你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么你就不会意识到你所拥有的权利。因此，我曾经相信他们说的那些，以为戴上面纱就是贞洁的体现。

在父亲面前我总是戴着面纱。我尊重他，也会满足他对我的期望。童年时我和爸爸关系好，常常和哥哥们一起帮忙干农活，放学路上，经常都能看到爸爸在村里的大街上推着车卖鸡和鸡蛋。

后来哥哥们上了大学，我和姐姐却只能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在窗帘背后过日子—待在厨房做饭、洗碗。可当我躲在家里的小厨房读了越来越多的书，对自由和权利的意识也越变越强。

那时我穿得和其他女人一样规规矩矩，但一些隐秘时刻，我开始喜欢脱下面纱，露出头发。这种事不能和父母提。

记得哥哥们曾对我说：“如果我们可以出去骑自行车，可以拿驾照，可以去海边游泳，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那你也可以。”于是我开始向父亲争取我的权利，但他从不接受，这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有点僵了。

如果我在父亲面前不戴面纱，他可能连话都不想跟我说，可我想让他知道，不喜欢戴面纱并不意味着不爱或不尊重他。

露出一小绺头发，国会议员气疯了

18岁，高中未毕业，我就结了婚，这在我们那儿也是一种传统。我丈夫和大多数中东男人一样，以男性为中心。婚后，每次回家看望父母，我仍遮掩着自己。

那时我和几个朋友都爱读卢梭和维克多·雨果的书，我们一起创办了一份简报。那时女性着装的概念在人们心里根深蒂固，我们怀着理想主义谈论自由，却从没想过去挑战《着装法》。

现在，我已经记不得在简报上写过什么，但简报创办没几周，我和朋友们就被抓去了巴博勒（Bābol，伊朗北部城市）的监狱。在监狱第五天，医生检查出我怀孕了。这让我免于服刑，取而代之的是缓刑5年并剥夺公民权利，我因此没能高中毕业。

2000年，我和丈夫、儿子搬去了德黑兰，第二年，丈夫和我离婚，并带走了儿子。

在德黑兰，25岁的我从日报实习生做起，后来成了国会记者，又因报道国会议员的腐败行为被议会除名。

有一次采访一位国会议员，在走廊里，他突然转过身对我说，姐妹，整理一下你的着装。我愣了一下，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也没找出什么问题。于是他说：“你头发露出来了。”我才发现自己一小绺头发从头巾里掉了出来。

于是我说：“我很奇怪，这么一小撮儿头发对您那强大的宗教来说，怎么就那么碍事了？”他气疯了，捏起拳头就气势汹汹地朝我走过来，我拔腿就跑，他追了过来，好在被其他记者拦住了，我才得以逃脱。这已经是8年前的事了。

直到现在，在伊朗，就算你是外国游客，也要遵守《着装法》，即使是在气温高达40℃的夏日街头。为了降温，有些人会穿一件轻薄的长外套遮住身体的大部分，再穿上长裤，然后用一条纱巾把头包起来。

在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有些女人会偷偷松开外套和面纱，但有时警察会设路障一个个排查，一旦抓住，可能是口头警告，也可能罚款甚至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