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间医药到通俗文化，人们一直都对孕妇妊娠期的经历会如何影响后代非常感兴趣。而最近，表观遗传学研究再次掀起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热潮。表观遗传是指影响基因活动但不改变DNA序列的可遗传变化。表观遗传中的DNA修饰会影响儿童长大后患肥胖症和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或导致对压力的应对能力较差。然而，媒体头条的常见做法是将这些研究结果简化为只与母亲相关，他们通常会采用这种标题，比如《母亲孕期饮食可以改变婴儿的DNA》（英国广播公司）、《祖母的经历会在你的基因上留下印迹》（探索频道）、《9/11事件中幸存的孕妇会将创伤传给后代》（卫报）等。而对于同样可以影响后代的父亲、家庭生活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人们的关注却较少。
健康与疾病发育起源（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DOHaD）理论，也叫都哈理论，是正在迅速发展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1]，而子宫内环境对后代的长久影响正属于该领域的研究范畴。比如，一项研究[2]表明，孕期患II型糖尿病的女性的后代中，45%的儿童会在二十几岁时患上糖尿病；而对生产后才患糖尿病的女性来说，这一比例仅为9%。
都哈理论在理想情况下，可以指导决策者制定利于父母和孩子的政策，然而对这一理论的夸大和过度简化，却会让母亲独自承担所有过错，甚至有可能提高对孕妇的监视和控制。作为都哈理论和科学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我们对此非常关注，并强烈要求其他研究者、新闻发言人和媒体记者能够考虑到，关于都哈理论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可能会产生的后果。
什么都要怪妈妈？
如果一个小孩儿看起来病怏怏的，人们总是会去责怪他们的母亲，批评她没尽到当妈妈的职责。20世纪70年代，人们首次认识到，女性在孕期大量饮酒会导致胎儿患上胎儿酒精综合症（fetal alcohol syndrome，FAS）。1981年，美国卫生局局长建议，孕妇没有所谓安全饮酒量。从此孕期饮酒被妖魔化，甚至被认定为违法行为。酒吧和菜馆也被要求挂上“孕期饮酒会导致婴儿出生缺陷”的警告，许多没有过量饮酒的人也干脆在孕期滴酒不沾。然而这些努力却这并没有让胎儿酒精综合征的发生率下降[3]。
虽然孕期过度饮酒的确可能伤害到胎儿，然而适度饮酒的危险性却被决策者们夸大了。最近一项来自“丹麦国家出生队列（Danish National Birth Cohort）”的研究[4]也证实了这一点：研究没有发现孕妇适度饮酒会对胎儿造成不良影响。不过，有关孕期饮酒的警告将饮酒行为一棒子打死，导致女性偶尔喝点小酒都要承受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指责。
在20世纪80到90年代，吸食高纯度可卡因的人激增，而这引发了媒体对“可卡因婴儿”（指在孕期吸食可卡因的母亲的婴儿）的疯狂关注。吸食毒品的孕妇被剥夺了社会福利，甚至被押送监狱，对孩子的监护权也被剥夺。超过400名孕妇因此被起诉，其中绝多数是非裔美国人。而这些所谓的“可卡因婴儿”也被打下了命中注定会处在社会底层的烙印。现在人们认为，可卡因对胎儿的伤害程度并不比烟草或酒精要高[5]，然而对吸毒孕妇的刑事起诉事件仍有发生。
早先，人们也有其他方法来怪罪女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冰箱母亲”（对情感冷淡的母亲的蔑称）被认为是儿童自闭症的元凶。而直到19世纪，医学教科书上还将胎儿畸形、心理缺陷和犯罪倾向归咎于母亲在孕期节食和情绪紧张，以及其周围人的不良影响。虽然现在公众对都哈研究的反应还没有达到如此极端的程度，但人们的做法与之前却很相似。人们过分强调母亲对胚胎的影响，却忽略了社会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另外，目前对孕妇行为的研究已经超越了毒品使用，扩展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文来源：网易女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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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