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孝权：其实主持人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而且也是现在大家特别关注、公众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关于遭到性侵，或者遭受性侵之后能不能大声说出来，我觉得荣老师确实抓住了这个事情的关键，我们在办理性侵，尤其是儿童性侵案件的过程中，就是存在一个被告难寻的问题，我们曾经在网上广发招聘，意思是寻求遭遇这种歧视的原告，你们要是站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包括私人方面的保密我们都可以给你做到，但是我们发了一年半的这样一个公告，没有一起当事人向我们求助，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得考虑背后的这个因素。
我们代理类似的案件，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维护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不能为了推动法治的进步，而去牺牲被害人，尤其是被害女她们的个人权益，其实这个问题为什么她们不愿意大声说出来，其实存在一个当我大声说出来之后，我能获得的这个利益，跟我说出来跟我会损失的东西之间，有一个利益平衡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话说的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第一，是我们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这个性别歧视文化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影响，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国家层面的，立法司法执法，制度性歧视层面的问题。
刚才关于性别意识方面我就不具体探讨了，荣老师包括侯老师已经都讲的很清楚了，我想谈一个制度性的歧视这些被害妇女，包括被害幼女的一个问题，我举几个例子，第一刚才荣老师谈到了一个关于我们代理的辽宁嫖宿幼女案件的问题。大家知道在嫖宿幼女案当中，这种被害幼女跟强奸幼女案件当中的被害幼女还不一样，在强奸幼女的案件当中，可能公众更容易这些幼女她们确实是一个被害人的角色，可能会同情她，帮助她，但是嫖宿幼女案件当中，我们的公众，包括她有一些亲属，包括左右邻居，包括她的同班同学甚至老师都会去孤立这个孩子，为什么？大家认为她是个小三，是一个卖淫女，所以这种二次伤害，这种将嫖宿幼女案（受害者）等同于非良家幼女，等同于卖淫女的这样一个制度性的歧视，这是我们立法规定的嫖宿幼女，不是我在这儿说的，是我们法律以《刑法》的方式规定了，它把幼女分成良家幼女和非良家幼女，不好说的话就是良家幼女跟卖淫女这两者之间的区分，这是制度性的歧视导致的。
你说说看，这种案件发生之后，有哪个当事人家长愿意把这个案子捅出去？自己在当地抬不起头？我们代理营口的这个案件就是，这些孩子我跟你讲，当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她们都不敢出门，出门的话都是贴着墙壁走，并且用衣服罩头，生怕被邻居认出来，在学校里面她们的同班同学在老师的撺掇下集体孤立她，说那是小三，你们千万不要跟她一起玩儿，所以给她们造成这种心理跟生理方面的伤害是有多大，我就不需要再赘述了。
其实刚才荣老师还谈到一个问题，我想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我们立法方面我想讲一点，就是说比如说关于经济核算成本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国家的法律，包括我们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关于这种性侵案有一个很，怎么说呢，很让人无语，不可理解的这样一个规定，就是对于普通的这样一个民事案件，当事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名誉权利遭受侵害，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起诉，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性侵这样的案件，包括性侵幼女，性侵儿童这样的案件当中，我们的法律却不支持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
我们知道像性侵案件，强奸、猥亵这类案件当中，当事人直接的物质损失、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她能有多少？可能也就1000块钱，但是这种精神损害，给这些被害幼女造成的精神损害可是终身的，所以在这种物质损失特别少，精神损害特别突出，想想就知道的情况下，我们的法律还是不支持当事人精神损害的索赔，所以我通过私了的方式，这种事情发生之后，我找她谈，我给学校，找学校校长让他对他施压，我可能拿到几万块钱，如果说我打官司，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最后我可能就拿到一两千块钱，而我这个所有的事情，所有的隐私全部曝光了，所以我所获得的跟我所失去的，根本没有，不仅仅说不能划等号，而且甚至可以说是远远的大于我所获得的，那为什么我要去把这个事情捅出去？
我们在去年曾经代理了河南桐柏一个62岁的教师，性侵学校里面20名被害幼女，最大的11岁、最小的8岁，20个，这仅仅是被法院认定的被害幼女的人数，其实很多被害人其实她的父母当时就是这个老师的学生，所以你说，当然是法院认定的20个这仅仅只是被认定的，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没有做过统计，包括她们的父母以前，她们的母亲也可能被这个老师性侵过，只是说现在已经改嫁了，或者说为人父母了，你说还有谁愿意把这个伤疤再让人揭开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第一我们要呼吁当事人大声说出来，但是要消除这个传统文化的歧视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影响，消除这种国家层面的，制度性的歧视，当满足了这些条件之后，我们才可能真正的让这些人大声说出来，这两个利益，两个不太，或者两害相权的时候，我会选择较轻的，两个利益相权的时候，我会选择较重的，当满足这个制度文化之后，我觉得我们这个东西自然就水到渠成了，比如说方式，刚才几位老师谈到了，包括我们的性教育的问题，包括我们培训宣传的问题，包括我们立法，关于这种制度性歧视的问题我们的消除，包括执法层面，司法层面，比如说刚才荣老师谈到的二次伤害的问题，确实，我们代理所有的性侵案件，儿童性侵的案件当中，对这些被害孩子我们看口供，公安机关可能做过五六份，检察院要补充侦查可能要做个三四份，到法院甚至还要求孩子去开庭。
我们在2009年曾经代理过河南平顶山的一个最大的孩子8岁，最小的孩子5岁，当时被老师性侵，开庭的时候检察院为了把这个被告人绳之以法，因为他没有其他更多的证据来指控他，所以只能把这六个孩子全部叫到法庭，去跟他面对面，当面对质，当然我们肯定是反对这种做法的，当时没办法，这些家长特别的勇敢，并且其中一个家长站出来呼吁其他的五个家长跟她们共同一起，来让孩子出庭，一到法庭，当这些孩子看到这个被告人的时候，哭的稀里哗啦，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但是没办法，甚至连公诉人最后，可能比较年轻，不太好意思问一些关于性侵方面的细节的问题，然后我们的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的代理律师充当了公诉人的角色，法律上充当一个角色错位的问题，最后才击溃了被告人的心理防线，最后他全部都招供了。
但我觉得不是每个案子都会这么幸运，我们是绝对不允许、不鼓励这种性侵案件当中这种被害儿童还要当面出庭，香港他们有专门的录音室，他们怎么做的？人家是报案之后有心理，有社工的陪同，在一个身心完全放松的环境当中给这些孩子做口供，要全程录像，并且要问的问题你一次性要问清楚，你不能今天我想起来一个问题，我问了，我觉得明天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没有问到，明天我又把你叫过来，这当然是不对的，这种一次性的、全面全程的口供，将来是可以直接作为法庭的呈堂证供来直接作为定案的根据使用的，但是我们不是这么做的。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这种事情发生之后，我们的，可以说，其实不仅仅是公安机关的问题，我们的检察院跟法院都是存在同样的问题，他们可能在内心就认为，你们的家长，你们的家长为什么这么做，他们可能会归咎于家长，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这些案件有很多可能都是留守儿童的问题，那我们的社会可能会考量，为什么你们这些父母不注意去保护这些孩子，其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不想讲太多，只想讲一条，第一个就是，导致这些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当然是第一，国家对于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第二就是随着城镇化这种进程的发展，这些人要养家糊口，他们可能也是被迫的。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转移和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让他们能够过上一个比较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呢？如果说我们能够解决国家层面的，对这些农村弱势人群的社会保障体制的问题，中国的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问题能解决掉，这可能是下一步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也需要我们共同去探讨，而且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鼓励她们大声说出来的根源就是，我们得搞清楚为什么现在她不打算说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犯了一个错误，就像刚才荣老师举的这个例子，我们的公安机关会把这样的一个原因归咎于被害人及其家人的法律意识淡薄，你们为什么不说出来，他们可能会这样问，其实深层次的原因，两利相权怎么样进行权衡？是我们这种传统的文化，是我们这种制度性的有色眼光的歧视导致的她们不敢说出来，如果不消除这样一个制度性的歧视的环境的话，这个问题我觉得要解决就太困难了。
但是以后我觉得可能会变得好一点，包括现在中央政府对这种性侵儿童的这种现象，他们是持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两个最，对这种犯罪行为实施最严厉的惩罚，最低限度的容忍，对这些被害人及其家庭实施最高限度的保护，我觉得这个原则是很对的，下一步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样一个原则和理念贯穿到我们的司法和执法，包括我们的立法过程当中去，我相信现在教育部，司法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等，其实对这方面还是比较重视的，最近也出台了很多关于保护未成年儿童，严惩性侵儿童犯罪的这样一些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者规范性文件，所以我觉得对性侵儿童的问题，我是持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只是说它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这样一个过程。
关于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补充一下两个司法实践当中，大家来看一下，当这样一个司法制度环境存在的时候，你觉得被害人及其家长会说出来吗？第一个问题我刚才讲到了，人家香港、台湾可能做得比较好，有专门的录音录像室，这些孩子在一个身心完全放松，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把这个问题给全部回忆起来，并且作为呈堂证供，家长不需要再去出庭了，我们大陆地区是怎么做的？报警之后，第一公安机关可能都不会给你立案，如果说这种儿童性侵的案子，通常可能是半年前或者是一年前的事，所有的物检证据，所有的物证全部消失，那么你去公安机关立案的时候，公安机关可能根本就不立案，这是一个现实。另外一个就是说公安机关立案之后，怎么做的？开着警车鸣锣开道的到你们家去调查，你觉得作为邻居人家会怎么想？这个肯定是这个家庭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去这边调查一下，那边调查一下，本来人家不想把这个事曝光，结果警察这么一做人所共知了。
再一个就是司法实践层面，我们的法律对被告人的这样一个惩罚机制其实是力度远远不够的。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法律怎么做的，在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量刑指导意见》修订之前，我们的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对强奸罪的量刑是这么规定的：奸淫幼女一人一次的，建议的量刑幅度是在三到五年之间，也就是说司法实践当中，通常对这种奸淫幼女一人一次的，法院的判决通常就是判三年或者五年，你想想看，这个力度足以惩罚这些潜在的，包括这个犯罪行为吗，包括潜在的犯罪行为吗？
所以对这些被害人及其家属来说，第一报案的时候可能不被受理，第二我报案了，这个问题纳入到刑事司法程序，被告人最后可能就判个三年五年，然后我们国家还有减刑、假设、暂予监外执行，只要有点钱有点势，抓了两三年就出来了，依然风光，风光无限，我该干吗还干吗，然后我这种性侵，我该性侵还是性侵，因为我没有得到一个制度方面的一个惩罚性的这样一个惩罚机制，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立法的司法的执法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还是有一些特别需要值得我们去反思，值得我们去改正，去完善的一些地方。
如果说这个制度性的歧视的环境，加上我们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文化观念的歧视的环境不改变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很难有，我们觉得，达到我们理想认为的那个，去鼓励当事人大声说出来，这个确实是不太现实的。
本文来源：网易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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