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春夏 中国风在时尚界依然大肆流行

中国风在时尚界这几年来刮的很是猛烈，但有些问题比之表面的花团锦簇，是更值得关注的，如果把中国风与日本风对比，大概会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吧。

1960年，Stan Wayman所拍摄的东方时尚系列中，里面就有旗袍设计。

时装史学家Jonathan Walford在他的一本关于六十年代时尚的书《Sixties Fashion, From Less is More to Youthquake》中，讲到一些五十年代之后，西方狂刮中国风的细节，从1949年后，有许多人到了香港，60年代的湾仔和铜锣湾曾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内地裁缝。从50年代初，香港大量制作旗袍和袄裤销往西方市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生意。

美国版《VOGUE》2015年五月刊以“Go East”为主题拍摄的中国风内页，其中孙菲菲穿着Chanel 1996年以60年代西方人所设计的一种旗袍款式为灵感的长裙，上面的图案来自Coco Chanel房间里的中国屏风。

纽约的服装制造商Bud Berman首先看到了商机，他于1953年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叫DYNASTY的制衣厂，他手下的设计师Dora Sanders在中式服装原有的基础上，改良了很多更适合西方人穿着的款式，尤其是符合当时西方理想中类似于Dior时装的沙漏般的旗袍，以供女士们作为鸡尾酒会装和晚装的选择，这个设立在九龙塘的工厂，以计时付薪雇佣2500多名工人，来完成这些服装的各种程序包括手缝和刺绣等等。

而随着1960年，电影《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的热映，则带动了中国风进一步的流行，香港也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风情之地，以及浪漫所在。

1960年，模特Marola Witt身穿一件由美国人设计、于香港制造，命名为Suzy Perette的裙子（明显受到《苏丝黄的世界》的影响）。

这其中提到一个细节是很有趣的，那就是后世曲线玲珑的旗袍，是在这种情况下，由西方人创造的产物，服务的主要对象也是西方女性，虽然同时代的许多华人女性也不能免俗地穿上了新式旗袍，虽然早在二三十代，包括Jeanne Lanvin和Elsa Schiaparelli等人都早有相关中国风的作品，但像五十年代之后，一个至今打着传统旗号的服装，是在某种特殊的状态下，由一群西方设计师所设计，却是独一无二的。

1957年，Elizabeth Taylor身穿当时形如沙漏的旗袍出现在她的朋友在香港举办的宴会上。

1962年的香港旗袍。

张叔平为张曼玉在《花样年华》中设计的旗袍，也是迎合上世纪香港六十年代港派旗袍的特点，极度的贴身合体。

他们从五十到七十这三十年间，几乎制定了一套关于中国风的概念——而每当中国风再一次刮起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那几样东西被重新回流一遍。最为典型的比如旗袍、袄裤、马褂，唐装，龙、云肩、笠子，流苏和盘扣等等。

Prada 2017春夏系列中的中式袄裤。

J.W.Anderson 2017秋冬系列中的外套背心，几乎与清晚期的背心如出一辙。

左为Schiaparelli 2017春夏系列中的江牙海水龙纹外套，右为Keita Maruyama 2016秋冬系列中的龙纹外套。

左为Armani Privé 2017春夏高级定制系列中的中式扣子装饰，右为Gucci 2017春夏系列的中式盘扣。

左为Chanel 2010早秋系列，右为Heaven Gaia 2017春夏系列。

左为Balmain 2016早秋系列中的带流苏的云肩设计，右为Valentino 2016早秋系列中的云肩设计，来自清代云肩的简化版本。

有些元素可以看出，从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视觉出发来审视中国风，所得到的结论可能是非常有差异性的，比如说中国风最为标志性的龙元素，在西方人的眼里就常常分不清龙和蟒的区别，他们会认为，长的像龙的就是龙，而忽略了五爪的才是龙，而四爪只能是蟒，后者是礼服中更普遍的存在。

意大利版《VOGUE》2016年五月刊，由Paolo Roversi拍摄的Valentino 2016春夏高级定制系列中一件黑色长裙上的四爪蟒纹。

Ralph Lauren 2011秋冬系列中旗袍裙背后的四爪蟒纹。

在西方，龙在早期的中国风中，是邪恶而神秘的异兽，最有名的与龙捆绑在一起的例子就是黄柳霜，她所饰演的《龙女》（Daughter of the Dragon）中的角色，它经由女性形象，所代表的是当时西方鼓吹的东方主义中的一种映象，充满致命诱惑，危险同时又让白人予取予求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