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的那一年，自己十七岁。相对于生理与情感，我的理智可能更发育和发达些。似乎是在一次高等数学课上，我突然意识到“时间”问题的重要性，于是就陷入并被这个问题折磨了有半年之久。

　　这当然是有缘由的。在高三时读到了一本《爱因斯坦传》，从此至今一直都怀着对爱氏的景仰和对相对论的疑惑。而“时间”问题在我看来比“同时性”问题更重要也更根本。所以，我查遍了当时学校图书馆里所有关于时间的书。现在还记得有一本书开篇里讲了一个笑话：一个才学英语的外国人在伦敦的大街上问别人时间，得到的全是不解的目光。最后才有一个人回答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原来，此君都处打听的是“什么是时间？（What is time?）”而不是“几点了？（What is the time?）”。

　　“什么是时间”的问题也让我很哲学起来。青春年少的稚嫩和快乐的本性与对哲学问题的冥思苦想混合起来，大概是一种很特别的忧郁吧？那时的我常常感到被无名的忧伤涨满，在自己的小屋里消磨于那些情绪和问题中，让自己无限止地沉沦，沉沦。一个人长久沉陷在玄而又玄的问题中时，那些真实的生活反倒显得虚幻了。

　　但这并不妨碍我用忧郁传染别人和被她人的忧郁俘获。

　　我在自己出生的城市上学，这让我可以方便地不去宿舍和教室，而只躲在家里看自己想看的书和写一些拿不出手的歌儿。有时一个星期也不去学校一趟。就常有哥们儿来通报些消息和做无聊时的访问。而我喜欢不失时机地抒发自己，朋友们也通常会认真地听着我娓娓专情地讲些与他们毫不搭界的话题，现在想来他们当时真是给了我好大的耐心和面子。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有意抒发的忧郁总能轻易地传染，让高兴而来的他们一脸沉重地离开。而自己就凭添一份把酒临风的豪情。

　　一个有秋雨的下午，我在台灯下读着一本能让自己更加深刻些的书。轻轻的敲门声教我在轻漫地打开门后，看见了一个似乎更忧郁的女孩。她是W。在上学期期末考前辅导的教室里，她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忧郁地望了我一眼。我的手微微地一抖，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短信。现在，她按着假期里通信的地址，像一场秋雨不期而至了。

　　那个下午，到处飘散着清冷。大学里正流行着杨庆煌的歌。在我的心中，忧伤和骄傲在一并飞扬着，一方面想像着“我是一名战士，命运是战场，我披上战衣，从不容迟疑。……我不能卸下马鞍，只为你盈盈眼波。”（《年轻战士》），另一方面期望着“再一次为我披件衣，在这个起风之夜。再一次为我低语，在如此寂寞的时候。”（《为我披件衣》）。

　　浪漫是弥漫在整个空中不需要用语言来传达的，尽管我知道撑着花伞踏雨而来的她，是要听一个关于春天的答案，但我始终吝啬地不肯将那些柔软的心事和盘托出，而只让两颗敏感而忧伤的心无所依靠地对峙着。她要追寻一个明朗的承诺，我却迷信无言的契合。

　　她终于跟另一个追求她的人走了（他俩都和我同级同专业）。她写信对我说：忧郁是让人迷恋和迷失的，但生活却是简单的。

　　她选择了生活，同时选择了简单。

　　而我却不肯迷途知返。当系里让我主编一个系刊时，F在编务会上出现了。她面容姣好明快，目光却深不可测。依然很哲学很忧郁的我，几乎就在与她对视的一瞬被淹没了。

　　这以及后来的经历都让我不得不相信，忧郁是莫名而传染的。至少对我来说，它就像一条魔咒，总能轻易地缚住我轻狂的心。

　　毕业了许多年之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我们班的一位老大姐G（W的挚友）才向我透露了一个当初的细节：自动化系照例的元旦晚会上，L抱着吉它架着口琴，弹唱了一首忧伤的歌，深情款款的他打动了所有在场的人。W更是伏在G的腿上失声而泣。L当然并不知晓，他只在心里要把歌献给F，虽然L最终也没能将F真正打动。

　　这个L当然就是多年以前的我。现在，他有些老了，过着简单的生活，忧郁也早就远离而去或者藏在了心底。但他至今不甚明了的是：在那些年轻的日子里，是什么让忧郁成了一种无可摆脱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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