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每一个女人 都改写了历史
【邓颖超 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邓颖超,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幼年丧父,靠母亲杨振德行医或当家庭教师过着清贫的生活。
邓颖超母亲杨振德
1913年夏,邓颖超跟随母亲从北京回到天津,从这时起直到1925年7月离开天津,除中间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北京任教了一年多外,她一直在天津学习、工作、从事反帝反封建斗争,对天津和天津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称天津是她的第二故乡,她说:“我六岁到天津,生活了十来年,算是半个天津人吧!”
1915年夏,邓颖超进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预科。
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创建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原名北洋女师范学堂,是我国近代教育家总理天津女子事务的傅增湘为推行“新政”、仿照欧美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培养女子教师而开办的,是我国创建最早的公立女子师范学校。
学校虽然传播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但办学方针仍是培养有知识的贤妻良母,以“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为本。后来还设立了学院部、女中部、师范附小部、幼师部,成为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1916年改称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该校人才辈出,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1916年夏,邓颖超凭着刻苦的学习,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升入本科,为10级学生,开始了她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期四年的学习和生活。在这里,邓颖超受到了严格的师范教育。
晚年邓颖超曾这样回忆她童年的学习和生活:“我在女师附小念了两年。当时学制初小四年,高小三年。我插班念了初小四年级,又上了一年高小。母亲失业,我在家帮母亲织毛巾,一边补习功课。1915年夏天,我虚报两岁,跳了两级,11岁考上不要学费的直隶女子师范预科。1916年我12岁时升入本科。”
上学期间,邓颖超不仅认真学习文化知识,还认真对待习字课,她书写的颜体楷书非常好,是班里书法成绩中最好之一。她写的“甫事”二字,被老师选中,收入到《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三期上,成为同学们欣赏和学习的榜样,这是迄今发现的邓颖超最早的书法作品。
邓颖超在直隶女师读书时的书法作品。“邓文淑”是她幼时的名字。
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集体生活中,邓颖超逐渐显现出逼人的锐气和才华。她热心社会活动,先后与郭隆真、张若名等人筹建了学生乐群会、学生自治会、青年会等组织,参加进步学生团体组织的活动,得到多方面的锻炼,培养了爱国思想,她的思想和身心都迅速成长起来。
1924年邓颖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1926年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7年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28年5月,在莫斯科列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2年5月,赴江西中央苏区,曾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机关总支书记。1934年带病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内政司法部秘书。
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重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12月,先后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1938年1月,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首次理事会,当选为常务理事。3月,参与组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担任该会常务理事。5月,参加起草《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6月,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参政员。
1939年,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1943年回到延安,曾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兼解放区妇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曾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重庆、南京、上海为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而斗争。1946年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
1949年起,先后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一至三届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第四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5年、1978年当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7年、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1979年12月,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1982年被推举为对外友协名誉会长。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1984年任中国三S研究会名誉会长。1985年9月经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不再担任中央委员。1986年当选对外友协名誉会长。1987年当选为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名誉会长。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至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0年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在政协举行的元旦茶话会上。
邓颖超和母亲杨振德合影。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相识的。那时,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二十名青年男女,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
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周恩来与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在觉悟社内,他们又都是志趣相投的战友。照常情,青年男女,特别是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相互爱慕,是自然之理,但那时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颗充满激情的心,却丝毫没有去顾及个人感情,他们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着斗争。又因为那时社会上封建思想很严重,对于男女之间的社交,“道学家”们攻击更甚,而“觉悟社” 的社员们懂得,他们的行动,是对流言与诬蔑最有力的回答。因此,为了斗争,他们都更加严格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等197名 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前往巴黎去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他们虽然相隔云山万重,但从来未间断彼此的磷系。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情况,交流着思想。
此外,国内社友们还常会收到寄自法国的画片或贺年片,其中许多是周恩来寄来的。他曾在1922年底趁友人回国之便,给已转到天津教书的邓颖超带去了一张附有题诗的贺年片。正是在这种纯真的,志同道合的通信中,他们的感情逐渐成长了,终于定情。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动身回国。当时,邓颖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他们虽然在书信往来中间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
1925年1月,高君宇在上海参加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受周恩来之托,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车,到邓颖超任教的学校去看望她,并带给了她一封信,高君宇的这一次看望,对于他们的结合,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高君字被邓颖超称之为她与周恩来之间的“红娘”。
1925年的8月8日,找上门去的邓颖超成了周恩来的新娘,他们结成了一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不论是战争环境,还是和平年代,因工作需要,经常使周恩来与邓颖超分离,但他们却无论何时,都心心相印,相互夫怀,相互思念。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撤退途中,周恩来患病发高烧到40°C。他因抱病安排善后,劳累过度,神志昏迷.由聂荣臻等护送到香港治疗,当他第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时,便向在身边作护理工作的一位女同志问道:“不知道邓颖超有没有消息?”这位同志答道:“到上海了。”他又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位同志告诉他消息确实,他听后十分高兴。
1947年3月,国民党把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向陕北、山东两翼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战场的周恩来,在戎马俊炮之中,于中秋之夜仍抽暇给邓颖超写了信。
这封信辗转托人送到邓颖超手中时,她正在晋察冀边区搞土地改革,和秘书楚平住在一个老 乡家里。楚平开玩笑说:“大姐的情书来啦!”邓颖超愉快地间信后,诙谐地说:“什么情书,是形势报告。不信你看!”她大大方方地把信递给楚平,楚平指着 “今日中秋,对月怀人”等处说;“这不是情书吗?落款处还特地写明了是旧历中秋写的哩!”
1954年,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这时国内家中的庭院里,娇艳的海棠花正值盛开。海棠, 是周恩来最喜欢的花。邓颖超赶紧压了一枝,连同原来医好的一片红叶,一同装在信封里寄去。
信里还写道:“红叶一片,寄上想念”,表示了真挚的思念之情。周 恩来托人带回了压制好的日内瓦出名的芍药花与玫瑰花,作为回很亲人的礼物。这两地的花和叶后来装在一个镜框里保存着,成为一件特殊的工艺品,更是他们情深 似海的见证。
1960年,邓颖超在协和医院做手术,正值暑天,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已安排的满满的,无法抽身。他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手术那天不断同医院取得联系,以便随时知道手术后 的情况。有一天,他还利用去机场接外宾之便,顺便到医院去看望。邓颖超见他日程排得那样紧,“还抽身来看望她,于心不忍,反劝他适当注意休息,不要以她为念。
周恩来工作的特点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都随时批阅文件。有时没有桌子,他就顺手拿本书垫,但书写起来不太方便。后来他发现用一块小三合板来衬垫就方便多 了,从此以后卧室和没有桌子的地方便都放上一块小三合板,以备随时可用。
周恩来盘膝坐在床上垫着三合板,批改文件,实在辛苦。特别是在他高龄,重病之后更 是不免感到劳累,为了改善他的工作条件,邓颖超亲自设计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适合周恩来靠坐在床上伏案工作的小床桌。为了不使文件散落到床上,减少他用 左手去扶持文件的力量,在桌面四周还加了边框。这张作为他们恩爱见证的小床桌,曾出现在周恩来生平事迹展览会上。
1963年1月,周恩来曾去拜访老作家,盆景艺术家周瘦鹃,周恩来一边与瘦老交谈,一边抱起了瘦老最小的女儿全全,逗着她玩,给她糖果吃。周瘦鹃见此情景,老泪盈眶地对周 恩来说:“总理,您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听说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这个全全就送给您吧。”周恩来听后,朗声笑道:“周瘦老啊,全中国万万千千个儿 童都是我的孩子,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不是就不分你的我的了吗?”
1972年,周恩来得了癌症,一直拖到1974年夏才住进医院。在这一年半中,邓颖超不论阴晴风雨,每天都要去看望周恩来,有时还参加医疗组织会议,讨论治疗方案,在需要作手术时,邓颖超总是守候在手术室外边,直到深夜、凌晨……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了。同半个多世纪同生共死的亲人诀别,邓颖超的心都碎了,她用周恩来生前对她的爱称,献上了用鲜花扎成的花圈,花圈上写着“战友——小超哀献”。
早在50年代初,周恩来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少,曾倡导过殡葬改革,改土葬为火葬。后来,他便与邓颖超相约,死后连骨灰也不保留。那时他说,这一点我做得到,不知你能不 能做到。邓颖超回答说,你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周恩来诀别人世后,邓颖超申述了他的遗愿:“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因病逝世,享年88岁。她生前所在的党支部,遵照她的遗嘱,用曾装过周恩来骨灰的骨灰盒,将她的骨灰撒向曾撒过周恩来骨灰的江河大海中,从而使两位伟人的恩爱之情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同在!
邓颖超第一次怀孕是在1925年10月,当时她刚结婚不久,周总理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她留在广州工作。那阵儿我上班总恶心呕吐,刚结婚也不知为什么,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医生说是怀孕了。听到自己怀孕的消息,邓颖超心里很慌乱,丈夫东征走了,母亲也不在身边,她自己正在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才打开一点局面,哪有时间带孩子呀。
想来想去,她就自作主张去街上买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药吃了,想悄悄地把胎儿打下。谁想到,那中药药性很强,她吃了后一个人痛得在床上打滚,虽然心里害怕也不敢对人说,只是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后来,杨妈妈从天津来到广州看了吓了一跳,当她得知女儿自己打胎之后,实在忍不住就责备邓颖超不懂事又不爱惜身体,这么大事也不同恩来商量。好在杨妈妈懂中医,就一直在饮食上多加调理,这样邓颖超的身体才好了一些。
到了11月,邓颖超被派到汕头一带开展妇女工作,与周总理重逢,对于当时的情况她是这样回忆的:一见面,恩来就看出我脸色不好,马上问我怎么啦,我不得不告诉他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事情,恩来听后大发脾气,他指责我是形而上学,怎么可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他说,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他还说,为了革命,我们随时要有流血牺牲,但是决不允许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打胎,也该事先和我商量一下,听听我的意见嘛,怎么这样自作主张,轻率从事?
说实话,在后来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我都没见过恩来发那么大的火儿,我知道是自己错了,就向他承认自己的轻率和幼稚,后来他也不生气了,还反过来安慰我要多注意身体。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
邓颖超第二次怀孕快生产时周恩来又不在。她是1927年3月的预产期,在这之前,周总理已于前一年的12月调到上海工作,邓颖超因为要分娩,就暂留在广州,她母亲也特意从梅县的中学回来照顾她。邓颖超记得,她是在1927年的3月21日生产的那一天正好是周总理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日子。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三天三夜也没生出来。当时还没有剖腹产一说,医生同杨妈妈商量后用了产钳,结果孩子的头颅受到伤害,刚生下就夭折了。
邓颖超产后身体一直很弱,本来她想在医院里多养几天,然而,十几天后,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紧接着,广东军阀也开始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邓颖超她们以前住的地方被搜查,还有三位同志被捕了。还好,在搜查前,周总理刚刚寄给邓颖超的一份电报被工友收起来,后来他把那份电报送到了医院。
邓颖超当时在医院里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只是听到马路上警车呼啸,她让母亲到外面去看看,正好遇到送电报的工友。广州无法待下去了,邓颖超和母亲决定按照组织和周总理的安排去上海,但广东省的国民党政要多半都认识邓大姐,她必须尽快离开医院,否则军警很快就会来搜查。
要想安全离开医院是个难题,后来邓颖超是在德国教会医院一位叫王德馨的女医生帮助下在医院藏了两天,在军警搜查之后化装成医院的护士,乘着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离开广州先到了香港,临行前,还是张治中给了陈赓一些钱让他想法转给邓大姐当路费。从香港到上海,邓颖超又经过几天的海上颠簸,等她找到周总理时,人已是虚弱得不行。
后来,邓颖超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日本医生给她检查说因为产后过度疲劳,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好,今后可能不会再怀孕了。图为:邓颖超和李硕勋烈士的儿子李鹏
新中国成立后的她虽然已经40多岁,但还曾去过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因为当时邓颖超用的是化名,林巧稚只按一般病人对待,认为她不太可能会再有孩子。后来,当林巧稚知道她就是邓颖超后,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说这样有可能会生育,但邓颖超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已经40多岁,也不想再麻烦大夫,就放弃了自己做母亲的心愿。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位于天津风景秀丽的水上公园北侧,该馆已征集文物、文献、照片及其他资料8000余件,珍品达百余件。纪念馆展厅包括瞻仰厅、生平厅、情怀厅、专机厅、仿制西花厅以及竹刻楹联厅和书画艺术厅。该馆已征集文物、文献、照片及其他资料8000余件,珍品达百余件。
【昂山素季:我不是民主花瓶】
5月13日,与两个儿子远隔重洋达20多年之久的昂山素季,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位“全球最具权势母亲”之一。缅甸国父之女、数十年的监禁、诺贝尔和平获得者、美丽而优雅,诸多因素让她迅速被奉上民主圣坛。她出身名门,却并非“世袭”了父亲的荣耀与声名,而是通过长达十几年监禁下的努力抗争获得了民众支持;她不是为了所谓的“爱国热情”抛夫别子、革命正确性大于儿女情长的女革命家,而是温柔优雅的贤妻、慈母;她更不是只会微笑挥手的民主花瓶,而是极富见地和才能的政治家。本期《她视界》,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昂山素季。
1945年6月19日,昂山素季出生在缅甸仰光。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便注定她不平凡的一生。她的父亲德钦昂山,被奉为缅甸“国父”,是缅甸军队的创立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缅甸军政府把他视作一个爱国主义的图腾,仰光最大的市场、最重要的街道和最大的体育场都以他命名,在爱国教育和宣传下,昂山将军几乎受到所有人的爱戴。而这份爱戴成为他留给昂山素季最宝贵的遗产。(从左至右分别是:昂山素季,母亲,大哥,父亲,二哥)
1941年,缅甸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26岁的学生运动领袖昂山联合日本,想要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当日军进入缅甸后,缅甸人却发现,日本人的统治比英国人更残暴,他们们遂又转向联英抗日。直到1947年7月19日,时年32岁的昂山被武装分子刺杀,命丧当场,他一直在为缅甸的独立而奔走。那一年,昂山素季只有两岁。
这是一张1947年拍摄的全家福。昂山素季(中间穿白衫)正蹒跚学步。她的一个哥哥最后也未能活下来,另一位哥哥昂山奥成了美国公民。昂山奥据说与缅甸军政府亲近,2000年当昂山素季准备修缮她被软禁的茵雅湖畔寓所漏雨的屋顶时,昂山奥突然向法院起诉昂山素季,声称他拥有这栋房子一半的产权,因为那老房子是他们的父亲留下的。但这事后来不了了之。
15岁时,母亲陶庆娴被派往印度,出任缅甸驻印度大使。昂山素季随同母亲前往印度。她在新德里学习期间,“圣雄”甘地的政治和哲学“渗入她慢慢发展的心灵”。在佛教的薰陶下,她学会用静修的方法保持心理平静。这些训练后来帮她度过了软禁时的孤苦时光。18岁时,昂山素季前往英国的牛津大学取得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学士学位,任职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后来又前往不丹外交部工作。(图为昂山素季6岁时的照片)。
而她未来的丈夫,迈克·阿里斯(Michael Aris)当时也正在不丹为皇室担任教书的工作。就这样,来自于东方国家的一个漂亮文静的女孩与一位英俊的感情丰富的英国男孩相遇了。Michael对她一见倾心,在不丹白雪皑皑的雪山上,他向她求婚。
1972年,她与迈克·阿里斯结婚,此后多数时间她与丈夫生活在牛津。迈克·阿里斯是牛津大学教授、藏学家,是一位在西方国家具有权威地位的学者,曾著有多本关于不丹文化与藏传佛教的书籍。他带给她一生最安谧的时光,而在她回缅甸的十余年间,也从未停止为她奔走。
1973年,昂山素季初为人母,大儿子Alexander降临。1977年,小儿子Kim也出生了。
1974年,这对小夫妻两第一次一起踏上缅甸国土,探望昂山素季的母亲。在相夫教子的宁静生活中,昂山素季从未停止关注祖国的命运。她也试图了解自己的父亲,搜寻他的资料,为他撰写英文传记。
对父亲的尊敬,对自己贫穷落后祖国的深刻同情,组成了昂山素季对缅甸的复杂情感。然而她在印度受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所影响,以及多年西方教育的熏陶,让她在政治理念上与信仰共产主义的父亲有了很大出入。
昂山素季和儿子在自家后院内玩耍。曾有记者回顾1984年春天拜访素季一家的情形:“天气很好很暖和,他们家砖砌的花园里开满了鲜花,我们聊牛津最近上映的电影,迈克悠闲地吸着烟斗,两个孩子在屋里玩耍。素季讲话彬彬有礼,甚至带着点学究气,她鼓励我来英格兰读博士学位,鼓励我也一起来研究缅甸历史。”那时,昂山素季希望为祖国做的,除了研究缅甸历史和文学,无外乎为它建一座图书馆,或者推动一项交换学习项目之类。
本来她的生活可能就这样平静地过下去,相夫教子,也许她会实现她当文学家的梦想。1988年,那时她的儿子分别是12与14岁,她与Michael在牛津大学过着平静的生活。一个安静的夜晚,她忽然接到电话,说她妈妈中风了。
她立即告别家人,飞往仰光。她本以为逗留几个星期就回家,却不知道,这一次离开英国的家,便是永别。她今生再没有了和丈夫、儿子朝夕相见的机会。
28年以来,她第一次回到祖国,此时仰光正处于一片动荡之中。1988年,缅甸爆发“8888”事件,大量学生、民众游行抗议,要求民主,受到军政府镇压,数千人被杀,举世震惊。与军方的数次暴力对抗行动后,仰光成为一个死城。昂山素季到医院照顾母亲时,发现病房里挤满了受伤的,甚至生命垂危的学生。“8888事件”是缅甸人民公开表达对民主渴求的日子,这个呼声虽遭血洗,却再未停止。
最初,昂山素季试图与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保持距离,民众也并未自她从天而降的那一刻起便奉她为领袖。政治是血雨腥风,不会因为这个女人和他们尊敬的国父长得像而委以重任,虽然他们承认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创造了“过去”,但并不认为昂山素季就代表着“未来”。然而大屠杀让她无法冷漠以对,而昂山素季逐渐表现出的政治才能也让她获得了认可。
昂山素季敏锐地发现了缅甸悲剧的根源,她说道:“极权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础上的系统。一个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会不知不觉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恐惧是阴险的,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存在的一部分,从而成为一种习惯。”这一刻,缅甸人民盼望已久的领袖诞生了。从此,昂山素季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也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
八月二十六日,仰光近百万学生和群众在瑞德贡大金塔西门外广场集会,昂山素季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民众发表演说。她一身雪白的衣裙,宛如一只从仙境飞来的白天鹅。她那慷慨激昂的神态、铿锵有力的声调、掷地有声的言词令所有在场的民众印象深刻。很多人把她当做另一个昂山,而事实上,从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到非暴力行动原则,昂山素季与她创立军政府的父亲大不相同。
1989年4月,昂山素季来到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的德努漂(Danubyu),她和支持者要在这里争取民众,以非暴力抗争继续挑战军政府底线。一队士兵拦住了他们,领队的士官警告他们:“再往前我们就开枪了。”面对来复枪,昂山素季让所有人退后,她一个人继续向前。枪没有响。在随后的7月20日,缅甸军政府便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对她施以长达6年的软禁。(图为电影《The Lady》剧照。2011年6月22日,当出演昂山素季的马来西亚演员杨紫琼在飞抵缅甸仰光国际机场后,当即被驱逐出境。)
被软禁的昂山素季,要么就这样静静地坐在院内看书,要么就在屋子里听广播,写作。软禁头一年,昂山素季和丈夫保持着通邮,Michael也会寄一些包裹给她。当这些包裹经过英国大使馆转往大学道54号时,军方会将其开包检查,并一一拍照,然后第二天的官方报纸就会出现一篇讽刺昂山素季的文章:“瞧瞧,缅甸人民都还吃不饱饭,这个时髦的西方女人却在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昂山素季开始拒收包裹和信件,她说:“既然军政府认为让我通邮是种恩惠,那我就不接受他们的任何恩惠。”
在那么长时间里没法与她进行联系,丈夫很担心素季也会像她父亲那样被刺杀,有时候甚至怀疑她可能已经不在人世。每当有零星的报道说路人经过她的房子时,听到有钢琴声传出来,这时他的心情能稍稍平静一点,因为琴声说明她还活着。可是很快东南亚潮湿的天气把钢琴也弄坏了,昂山素季想要修理钢琴也受到当局阻挠,从此,他便连如此小的安慰也失去了。著名的damien乐队曾为昂山素季创作了一首《unplayed piano》,描述的正是她与丈夫凄美的爱情以及被软禁后无法“以琴传情”的悲苦。
Michael开始为昂山素季奔走,他希望能为她争取到更多的国际关注,这样她在缅甸才更加安全。1991年,昂山素季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而她本人却仍被监禁。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前往挪威代为领奖,小儿子kim替她做了获奖演讲。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昂山素季从收音机里的BBC新闻知道自己得奖的消息,当听到电波里传来儿子的声音,她激动不已。(如今21年过去了,昂山素季终于领到自己的护照,6月她将前往挪威奥斯陆,亲自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只是再也没有了丈夫的陪伴。)
和妻子远隔千山万水的Michael,把她回缅甸前曾看过的一些书都陈列起来,用她诺贝尔和平奖的证书装饰墙面,还在床头挂了她的巨幅照片。当年在接受他的求婚时,昂山素季曾提出一个条件:如果她的国家需要她,她必须要回去。Michael 欣然同意。他说:“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当年阿里斯这句爱的承诺,最后,却通过死亡来体现。
1996年,她再次被以“煽动学生示威颠覆”的罪名软禁,直到2002年放出时,她再也不可能见到她的丈夫了。早在三年前,他就患前列腺癌病逝世。Michael临终前申请了30多次签证,想见她最后一面,都被缅甸政府拒绝。
当昂山素季意识到已无可能见到丈夫,她穿上最爱的裙子,头插玫瑰花,到英国大使馆为丈夫录制了一段告别影像。她在视频里告白:正是他的爱支撑她走到现在。这段视频被偷偷运了出来,可惜等它送到英国时,Michael已经去世两天了。他的爱,是别在昂山素姬发上的那朵白花,素净而坚贞。而如今,则化作她孤独长路上的一盏温柔的灯,静静为她照亮前路。
在被软禁期间,昂山素季被禁止走出大门,她就在围墙内放一张桌子,站在桌子上和支持者交流。1990年代中期,每周末的早晨,她都会踩在桌子上,出现在这扇铁门背后,向聚集于此的民众发表演说,或者回答他们的提问。那时缅甸的民主运动正处在低潮,更多的人忙着出国或者挣钱,有时参加集会的只有寥寥数百人,这其中还有不少是外国观光客,但她坚持了下来。
2009年11月4日,尚在软禁中的她获准与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会谈。这是64岁的昂山素季6年来首次在她被软禁的寓所以外的地点亮相,顿时被媒体包围了,面对镜头她问记者:“我笑起来漂亮吗?”
被软禁期间,昂山素季的生活十分规律,阅读诗歌、散文,学习法语和日语。当昂山素季被释放的消息传出,兴高采烈的支持者为她创作了这幅漫画。也许你会觉得漫画中调皮的形象与昂山素季的温婉优雅不符,那你就错了。事实上,昂山素季还是个摇滚乐爱好者,美国摇滚乐队“感激的死者 ”是她最喜欢的一支乐队。(漫画上的英文为:左:软禁在家;右:耶!胜利了!)
虽然她的优雅深入人心,她却自认脾气不好。缅甸一位老政治家Thakin Chit Maung的回忆佐证了这一点:“她有时会失去控制,做一些缅甸女人不应该做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开会,她看见会议室里挂着奈温将军(曾是昂山追随者,后任缅甸独裁政府主席,“8888”事件中下令开枪镇压学生)的头像,就变得非常生气,然后大声说:一个刽子手的头像不应该挂在这里。接着她就跳上桌子,把画像扯掉了。要知道在座的每一位与会者都比她年长,我们都被她的行为惊呆了。”
2010年昂山素季刚被释放时,面对那些举着手机对她拍照的支持者,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下。监禁多年的昂山素季从未用过手机,当有人让她和儿子kim通话时,她都不敢确信这个小玩意儿真的可以把她和儿子连结起来,她甚至不知道应该对着哪里讲话。世界已经变化太多,2003年她第三次被软禁时,这个世界上还不存在Twitter和Facebook,手机还不够普及,更没有发展成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移动终端。而现在,互联网与互联网一代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或许也将包括缅甸。
这张照片里,昂山素季怀里那只小狗,可能是全缅甸最著名的狗。在漫长的监禁生活中,陪伴她的,就是这只名叫“Tai Chi Toe”的狗,它是小儿子kim送给母亲的礼物。在随后与访客和记者的合影中,昂山素季总是把它抱在怀里。每天下午,都是她雷打不动的遛狗时间。
当家人再次获准探视,她的小儿子kim来到缅甸,看望久违的母亲。昂山素季看到她的小儿子Kim的时候,她惊讶地发现他已经长成一个年轻人了。她说:“如果在路上我可能认不出他来。”当她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挽着或牵着儿子的手,高大的儿子总是为瘦小的母亲挡住汹涌的人群,像是呵护一个小女孩。至于大儿子亚历山大·阿里斯(Alexander Aris)的缅甸国籍早在1989年就被军政府无理剥夺。
2011年6月19日,小儿子kim再次碾转从泰国来到缅甸,为她庆祝66岁生日。从见到儿子的那一刻起,她的目光就再也无法从他身上离开。毕竟,自从1988年她离开英国的那一天起,他们相聚的日子便屈指可数。而再相见,儿子已是中年人了,头上甚至也有了白发。
当被问到母亲当初怎么舍得丢下孩子们不管,Kim淡淡地说,“她只是在做她该做的。”昂山素季则说,自己最无助的时刻,就是“当我感到儿子们可能会需要我。”她说:没能和她的两个儿子亲密地生活在一起,是她今生最大的遗憾。她最希望从儿子们那里得到的评价,是“一个慈爱的母亲”。
重获自由后的昂山素季成为国际“政治明星”。许多西方国家的政要纷纷与她会谈。当美国国务卿会见昂山素季时,从不束发的希拉里?克林顿束起了马尾。在2012年《福布斯》“全球20位最具权势母亲”评选中,希拉里位列第一,昂山素季位列第20位,但她也许是这20位母亲中,与孩子分离最久的一个。
虽然昂山素季在缅甸人心中威望极高,但她能否在缅甸2015年大选中胜出,真正成为缅甸的领袖,尚且悬疑。甚至连她头戴鲜花、身穿民族纱笼的装扮也招来一些人对她能力的怀疑。而20多年的监禁生涯,也让人担心她是否已经不了解民众的真正诉求。自从2010年从软禁中被释放以来,她与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的官方使节、企业领袖和艺术家喝茶成为她那所破旧别墅的一景,然而政治并非喝茶聊天。昂山素季知道,当选议员后,改革体制的承诺就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缅甸一个主要书商Thant Thaw Kaung表示,“我对她获胜充满信心,但问题是接下来怎样?受欢迎是一回事,经济则是另一回事。她很聪明,在一些方面甚至相当优秀。我担心的是这个党派,她周围很多人以前都是政治犯,他们在狱中服刑多年;几乎无人了解经济学或者涉足过企业界。”每当昂山素季过劳病倒的消息传出,也让人担心,缅甸这种“个人魅力驱动”的民主化进程会因昂山素季的倒下而终止。
然而昂山素季用行动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反对派“偶像”。2012年4月1日,缅甸补选联邦议员,这是一个面积不到68万平方公里的东南亚小国举行的选举,因为昂山素季这位66岁的候选人,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被称为“缅甸历史性的选举”。在经历长达15年软禁后,被称为“缅甸曼德拉”的昂山素季经由这次选举重归缅甸政治舞台。2012年5月2日,昂山素季宣誓就任缅甸议员。从这一刻开始,昂山素季进入真刀真枪的政坛,进入一个不仅需要理想和原则,更需要策略的新战场。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以牺牲自己20多年的自由为代价,抗争得来今日反对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如今她面临着另一种考验。
在昂山素季之后,2011年,又有三位女性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们是73岁的利比里亚总统艾琳·舍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36岁的莱依曼·古博薇(Leymah Gbowee),以及也门记者兼妇女权益活动家塔瓦库勒·卡曼(Tawakkul Karman)。这三位女性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女性的进步与成就。诺贝尔奖辞中说:“这三位女性的工作说明,妇女在促进和平事业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她们正在经济、政治、决策方面发挥领导力。”而昂山素季正是这些女性中最优秀的一员与引领者。
2011年5月30日,前往香港大学演讲的昂山素季获赠一副字,上面写道:“如莲花在水”,在水莲花,恬淡温雅,恰似昂山素季的写照。她的一生传奇而具有宿命感,精彩丰厚而又艰苦悲情,但她从来都能安然以对,坚强而不失优雅。
昂山素季曾说,她的理想并不是政治家,从小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个作家,然而如今,她已作为反对党领袖,为缅甸的民主化奋斗了24年。今年,她66岁了,头上依旧戴着从庭院草坪中采摘的鲜花,向每一个人微笑,只有深陷的眼眶提示着她的年龄——然而她的眼睛又是明亮的,当她看着你时,你能感受到她目光的力量,充满智慧与勇气的光辉。获得自由后的昂山素季,离她的目标越来越近。
【改写现今历史的10位女性】
从2011年到2012年,许多欧盟成员国都面临着金融机构的垮台,高额政府债务的危机,以及快速增长的借贷成本的困扰。整个危机过程中,默克尔都敦促着诸如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要它们严明财政纪律,更换领导班底,以及实施紧缩政策。如果欧元区能从这一混乱时期幸存下来,那默克尔无疑会被人颂扬为拯救整个欧盟的女英雄。
昂山素季是缅甸的人权领袖。过去二十一年中,她有十五年是在狱中或监禁中度过的。2011年下半年,缅甸政府允许她领导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合法注册,她得以重新加入主流政治活动。据昂山素季说,她受到了马丁路德金和圣雄甘地所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激励,而她自己业已成为和平抵抗的国际象征。她因在缅甸要求和平的民主改革和自由选举而被监禁数年。她于1988年建立了国家民主联盟。1990年,她的政党赢得了大选。但缅甸军政府不允许她和她的政党取得权力。1991年,她因自己的努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即使是在狱中,她也仍然担任国家民主联盟的总书记。2010年11月的选举是缅甸近二十年来的首次公开大选。国家民主联盟在那时被视为非法,并被强制解散。政府在2011年允许该党重建的决定,以及这个先前一直封闭的国家开始首次和西方建设外交关系的行动,让昂山素季的国际支持者看到了希望,觉得她的努力和坚持都有了回报。
据报道,迪尔玛 罗塞夫幼时曾经梦想当消防员和秋千表演者,但她最终成为了巴西的首位女总统,而巴西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一个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的国家——这很有可能会在未来数年间激励着巴西的年轻女人去完成她们的梦想。罗塞夫女士在竞选之前只当过国家公务员,并没有运作或管理过选举政府的经验。她于2011年1月就职。罗塞夫当政的第一年,她辞退了被指控贪污的五位内阁成员和许多官员。因为支持国家在银行,石油和能源领域的突出作用,罗塞夫在2011年12月的支持率上升到了72%。巴西是南美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权之一(拥有近2亿人口),还是一个经济强国。近海油田的发现能让该国跻身石油出口国顶级梯队之列。
克里斯蒂娜 拉加德于2011年7月掌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金融合作以及汇率的稳定。阿加德是该组织第一任女总裁。阿加德女士具有法律背景,曾为法国财长。IMF前任总裁多米尼克 斯特劳斯 卡恩旅美期间因被指控性侵而辞职,之后阿加德被选为继任领导。拉加德作为欧债危机期间的IMF总裁,已监督着欧洲数国数十亿的欧元紧急援助。而她倡导的欧洲银行强化财政体制建设虽然一开始不受欢迎,但现在却得到了广泛支持。这位有话直说的领导曾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部分归责为是全球金融业被“男权主宰的文化”推动的关系。
三位妇女因她们在促进和平和民主方面取得的贡献而被授予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她们是利比里亚总统埃伦 约翰逊 瑟利夫,也门激进分子塔瓦库勒 卡曼以及利比里亚女权运动积极分子莱依曼 古博伟。这是自2004年以来妇女再次获得该奖项。卡曼女士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阿拉伯女人,30出头的她也是该奖项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诺贝尔和平奖公告如此宣读道:“除非女人得到和男人均等的机会,以影响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否则整个世界都不能获得民主和持续的和平。”这一有着110年历史的奖项的大部分获奖者都是男人,而许多人把委员会给三位妇女颁发此奖并授150万奖金的决议,看成是妇女在世界范围内的和平民主建设中持续增长的突出贡献的突显。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告诉获奖者:“你们给中国谚语‘女人撑起半边天’做了最坚实的阐释。
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 费尔南德斯 基什内尔常被拿来和贝隆夫人相比。而她在2011再选时以53%的投票率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以此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传奇。这是自阿根廷1983年的民主政治取代七年军事独裁以来的最大的选举胜利。费尔南德斯女士2007年成为南美该国的首任女总统。而她的再选胜利也动摇了评论家们关于她是借着她丈夫,前任总统基什内尔的东风而从政的说辞。费尔南德斯是一位经验老到的律师和立法者。她1980年从政,1995年成为参议员。她和她2010年去世的丈夫基什内尔是亲密的政治盟友。他们共同推进了基于国家财政支持基础上的非传统经济政策,并在事实上无视了想在阿根廷未偿还的债务里获利数十亿美元的持券人。有人说她的经济政策在让国家冒高通货膨胀的危险——有人说这一危险被低估了。在费尔南德斯的领导下,阿根廷对独裁时期的人权虐待做了大幅工作,并已成为拉美第一个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国家。数年的敌对之后,总统已经开始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商讨有关阿根廷债务支付的问题。
希拉里 罗德姆 克林顿作为美国的国务卿,在过去一年里面临着不间断的挑战。她这个位置需要处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最为敏感和最具争议性的国际关系。克林顿女士在任期间,应对了维基解密网站上数十万外交情报的外泄,努力处理了美国与处在2011动乱之中的阿拉伯政府的敏感而有争议的错位关系,并经历了奥萨玛 本 拉登之死。她关于潜在的外交地雷的处理被广泛认为是老道而一贯可靠的。克林顿女士在成为总统奥巴马任命的国务卿之前,是纽约州的参议员。她是美国的第三位女性国务卿。即使奥马巴连任,她也已经否认了关于她会继续从政的猜测。“我已经表明了我会留任到总统指明其他人担任国务卿为止,这一转变(在奥巴马连任后)是可能发生的”据美联社报道,以上说法出自希拉里在一次市政会议上的发言。她说20年的从政生涯已经让她“觉得太累了”。不过,一部分人仍坚持认为这位开拓性的政治家有可能会改变主意。
索尼娅 甘地,她作为印度国大党主席,掌管着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最大政党之一。她的政党在印度脱离英国独立以来的过去64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管理着印度。甘地女士生自意大利,她尼赫鲁-甘地王朝出生的政治家婆婆和丈夫都被暗杀了。而她现在被认为是印度最有权势的政治家,尽管她并没有任何政府职位在身。甘地夫人2004年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拒绝了出任总理的机会,在2009年又推荐了同党的曼莫汉 辛格。她常被视作总理辛格的政策的背后力量,这些政策包括20亿美元的以工换粮项目,这一项目常被描述成印度版的罗斯福新政。2011年,甘地渡过了艰难的一年,她的国大党和许多其他政治家都深陷贪污丑闻,贪污罪名包括受贿以及在议会选举时行贿。
茱莉亚 吉拉德,澳洲第一位女总理。她在大学时代就开始了从政生涯,出任学生会主席。她后来成了律师,并于1988年加入澳洲议会。据BBC报道,作为政治家的她以强调“建立共识和磋商”而为人所知,并因其毅力和果敢而闻名。然而,2010年出任总理的吉拉德女士执政的这两年过得很艰难。2010年,她曾经的政治同盟陆克文民调一路下滑,她因此得以出任总理。然而,2012年早期,吉拉德的竞选支持率也来了个急转弯,因碳排放税等不受欢迎的政策而大幅减少。陆克文宣布再次挑战她,以收回澳洲最高政治权力。据科学箴言报报道,这场总理之争把澳洲和吉拉德都置于戏剧性的领导权争夺战之中。2012年2月下半,吉拉德以71票对陆克文的31票获得了工党内部领导权选举的胜利,保住了她的总理之位。但有分析认为,她将在2013年下半年的再次选举中落败。有人说性别歧视可能在吉拉德确保总理之位的斗争中起了作用。据科学学箴言报报道,一家悉尼的报纸——每日电讯报的首席政治记者,西门 本森写道,对于吉拉德的批评源自“一种信念,即相信她遭到的攻击越强越私人化,她就越可能崩溃——因为她是一个女人。”除开她岌岌可危的总理之位和要面临的挑战,以上报道的吉拉德作为澳洲最高级别政治家所面临的性别歧视,可能会在将来帮助全世界的女性领导开辟道路。
拉美最大的石油公司,巴西石油,今年任命了它的第一任女性CEO。玛利亚 格蕾丝 福斯特是第一个领导国际大型石油公司的女人。今后的四年里,她将掌管2250亿美元的投资预算,并领导世界500强公司中排名第34位的巴西石油。尽管拉美40%的国家,包括哥斯达黎加,牙买加,阿根廷,巴西,特立尼达拉和多巴哥,都由女性领袖领导,但据科学箴言报报道,女性在私人企业里升到高层领导职位的过程则更为缓慢。据BBC报道,格蕾丝 福斯特女士三十二年前以实习生身份加入巴西石油,一路奋斗到了最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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