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商品化的越南新娘

中国女性外嫁一直是中外通婚的主流。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外国女性也开始嫁入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新娘早已从最初的广西、云南边境扩散到中部与东部沿海。其中婚姻中介发挥着重要作用，使得通婚带上了明显的商品化特征。

中国部分地区的男女比例失调，尤其是农村地区女性外流，导致大量适龄男性难以解决婚配问题。对于身处弱势地位的贫困、残疾男性来说，结婚尤为困难。由此，要不要引进外籍新娘的话题一度成为社会热点。曾有人大胆估计，到2020年，达到婚育年龄的男性将比同龄女性多出4000万，届时将有可能出现外国新娘涌入中国的潮流。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日益融入到世界大潮之中，中外通婚的数量也与日俱增。作为正在崛起的经济体，中国也吸引了一些国家的女性通过婚姻渠道进入。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尤其是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通婚日益普遍。曾有广西公安厅工作人员透露，滞留在广西的越南无证新娘应该在4万人以上，加上外省区的无证新娘，在华的越南妇女总量应该超过6.5万。事实上，越南新娘的数量远超于此。政府没有专门的数据统计，而学术界也未曾有过广泛调查，再加上相当比例的越南女性没有合法的入境手续，因此在华越南新娘的规模一直是个未知数。

进入本世纪以来，越南新娘已从最初的广西、云南边境扩散到中部与东部沿海。在西南边省的越南女性大多是无证入境，与中国男子成婚时未办理涉外婚姻登记手续，不受法律保护。中部和东部地区的中越跨国婚姻大多履行合法手续，受到法律的保护。更为突出的一点，婚姻中介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这类通婚带上了明显的商品化特征。

以福建为例，单就永春一县就有上百名越南新娘。该地的越南女性大多来自于越南北部的农村家庭，经济和生活条件较差，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学历为主，多在家种植水稻，或在城市的服装厂、鞋厂、宾馆、饭店等场所打工，收入偏低。嫁入中国之前，年龄较小的越南女性大部分为未婚，但年龄稍大的则以离婚、丧偶者居多。福建方面，男性则几乎全部是来自农村地区，以大龄单身为主，多因家庭贫困、离婚丧偶、身体缺陷而难以在本地找到配偶。他们大多在附近地区的服装厂、水泥厂、鞋厂、建筑工地、茶厂工作，也有部分在家里从事服装、鞋帽的代工。

福建男性与越南女性的结合大多通过婚姻中介实现。婚姻中介可以是个人形式，如已嫁入本地的越南新娘或其中国配偶、来华越南留学生、越南华人、导游等；也有专门的涉外婚姻中介公司。中介通过网络发布广告，或是通过熟人介绍，找到有意向的中国男性，随后考察男方家庭情况，并与符合要求者商议价格。价格议定后，中介帮助他们办理护照、签证，并负责购买车票。福建中介带领求婚者前往西南某地，交由当地的中介负责办理过关事宜，并由后者带福建男性到达越南。到达越南后，越南中介负责安排男方吃住，并与女方会面。相亲成功后，男方赠送聘礼出钱帮助女方举办酒席，并办理法律手续。当他们双双回到中国后，福建方面的中介再次协助他们办理结婚手续，并按照协议规定收取服务费的尾款。至此，婚姻中介与男性的业务关系结束。三方中介共同合作完成通婚过程，以此分配中介费用。

嫁到中国的越南新娘也存在一定比例的跑婚现象，有的是嫌弃男方家庭贫困，有的则是借结婚之机进入中国有其他打算。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中介为获取高额利润，想方设法骗取越南女性的信任，甚至使用诈骗、诱拐等伎俩。

中介的网络广告或是熟人间的口耳相传，将越南女性如同商品般展出，有的竟然承诺“处女”、“跑以赔一”等。有的网站甚至展示大量越南女性的照片，配上年龄、身高、体重、学历等信息，供“消费者”挑选。更有中介同一时间组织大量男性去越南选妻，因此有“团购”一说。相比较中国节节攀升的结婚、买房等费用，越南新娘的低成本颇受一些男性的青睐，区区数万元的花费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被商品化的一个严重结果，是越南新娘在中国的污名化。社会大众在看待越南新娘时如同件件商品，没有给予尊重。这些外来的女性嫁入夫家后，往往也遭遇邻里的歧视。

媒体常以“买婚”、“落跑新娘”为题，大幅报道越南新娘。但相关报道多是猎奇心态作祟，发布人未从事过全面调查，故有些描述颇为偏颇，存在以偏概全之嫌。恰恰是媒体的报道，放大了负面效果，使得越南新娘在中国的处境更加艰难。无论如何，商品化的特征都已成为加在越南新娘身上一道浓重的阴影，“买卖”身份让她们遭受到诸多社会歧视，想要融入中国社会就更加困难了。

本文来自：荷兰在线

作者：刘峄阳，荷兰莱顿大学博士候选人，从事移民、宗教与跨文化比较研究。生于孔孟故里，与圣人为邻，却未曾研读儒家经典。表面放荡不羁，实则谨小慎微，于大节处不敢毁伤丝毫。喜饮酒，好与才俊把盏言欢，但酒量不济，有辱鲁人之名。中学向往作家，大学误入愤青之途，后钻研学问，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