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吕频（2012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负责人，女性传媒大奖女性榜样奖获得者，网易女人写时评作者。 ）
央视让东莞成为两天来的微博第一话题，但舆论指向却基本都是反央视，这个现象浅显地说明了“议程设置”理论：央视决定了人们想什么，却不能决定人们怎么想。网上舆论与央视的对峙很有意思，前者当然也绝不是铁板一块，短短两个晚上之间就能观察到种种歧见的此起彼伏。这里不想追究各种观点的互动关系，只试图揣测其各自的潜台词——欲望动力学？以及得到前所未有的讨论机会的“性工作合法化”议题的建构，是怎样和这些动力学相关，却可能有局限之处。
男性欲望代言正义？
把“东莞挺住”的煞有介事的呼喊形容为“嫖客的逆袭”，这是挺粗暴的说法。呼喊者可能只是在被央视带动着以性产业定义这个城市的时候，产生了想象和代入感。“嫖”，或者中性地说，性消费，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种男性特权，当然不是没有女性的性消费需求和实践，但她们不能支持一个广泛的市场，“莞式服务”的产业化，更彻底排除了女性的消费可能。观念在法律之外赋予男性性消费非正式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与他们在婚外性、看A片、说脏话、意淫甚至性骚扰和强奸等各种涉性活动中的专属合法性是相通的：男性可以公然表达和追求他们的性欲，即使方式不道德甚至侵权。通过将这种合法性限制在异性恋男性群体当中，性越轨的共享成了加强男性的同盟认同手段。
不是说凡要维护想象中的东莞性乐园的男性都是潜在的顾客，只是想提出，其中有些人可能代入了男性性自由将被限制的不平，而这种性自由和男性价值联系在一起，即使自己不嫖，也要替群体保住后花园。基于这种潜意识“力挺东莞”，仍然符合既有的性规范，其抗争性并没有他们自以为的那么强。不过这并不容易被发现，因为男性从来都被说成是所有人的代表。
对男性的性自由来说性工作者是不需要了解的他者，“莞式服务”的标准化更保障了这一点。然而一些人却提出了对性工作者的浪漫想象，例如强调她们因贫困而入行，以及她们“出卖肉体”而不“出卖灵魂”。贫困当然存在，性工作也不是什么堕落，但作为男性话语，这种想象看似解脱性工作者于道德审判，其实是复制女性以顺从的性救赎男性的古老传说。——将在严苛管理下付出情感劳动的东莞性工作者虚假地描绘成“锁骨菩萨”，还是为了回到男性性欲的主题。
例如这段微博：“宁要东莞，不要城管。东莞的女子有哪一位不是劳动人民的女儿？至少她们从不出卖自已的灵魂，她们是这暗黑时代的星辰，照亮了无数流离失所的肉体，让那些无家可归的火焰有了短暂而温情的栖息之地，她们是无数陌生人的亲人，是这个时代的真正维稳大军和民间性访办。”——看似同情实则意淫，真正想说的是：男人性欲事大，有女人提供满足才能天下太平。
潘绥铭说禁娼是双重标准的，因为统治男性不需要购买性服务。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另一方面，基于男性性欲而要求性工作合法化同样是双重标准的，这看重的只是男性特权式性自由的落地。当然为此需要女人自由地卖性，但不会真正关照性工作者的境遇。如果女性的自由只是实现男性自由的手段，则男性的代言就难免道义剥削，至少是利用的成分。
当然不能否认性别权力差距的双方也会在同一个权利场上，但这只能是偶然和有限的，如很多人指出的：全面支持女性性自由的男性可没这么多，真相是既有的主流男性欲望模式受不了女性的性自由，以及：男性话语为女性伸张的动力前提是确认其弱，不会挑战自己。所以，下一次面对女大学生“我的阴道说”，在东莞事件里勃发的代言正义恐怕还是要雪崩吧。
面对公权，两性群体的差异和冲突会变得隐蔽，因此在东莞事件里网络舆论的男权色彩并不是那么突出，那么，这是不是又一次暂时的合作，或可拭目以待。
自由却不平等的性工作
谈“性工作合法化”绕不开的问题，是性工作到底是一种压迫下的无奈，还是自由选择。在就很多其他问题建立了相对一致的立场的时候，女权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至今还是不能一致，持前一种观点者经常被指为“保守”和“精英”，比较中立的说法是，双方各有各的证据，也有假设。
就中国而言，不需要经过女权主义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有了结论，即广义上的自由主义（作者注：此处仅借用这通常的说法）：想做就做，不受评判。但是，女权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从来都不涉及对性工作者本身的道德判断。怀疑这里对“自由”的理解和使用是肤浅的，或者说是一种偷懒的正义解决法。
并不存在本质化的自由，自由的名义应该在权利拥有者境遇中受到具体和深入地检查和确认，然而对境遇的理解，又不可能缺失结构性的视角——虽然这种视角所提出的问题总是因为太难而无限延期处理。至于谈性的自由，如从性的角度对女权主义提出了批评的盖尔·罗宾说过的：性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不能把它看成是非社会和超历史的。
从政治经济制度的角度看性产业，恐怕就要为性工作是性权自由的说法坠上不平等的沉重。这个产业如此兴旺，以致发展到能像“莞式服务”那样大受欢迎的经营，以平价同时餍足男性的性欲和权力感，实现所谓“皇帝般的享受”，想不出怎么能脱离性别不平等的解释因素。
《南都周刊》在2010年的系列报道说，东莞性产业吸收了金融风暴下失去生计的厂妹，从长期而言，或许不是贫困，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无法进入体面劳动和实现阶级上升让“劳动人民的女儿”成为性工作的人力蓄水池，流动又提供了匿名工作的条件。另一方面，成市场的消费者只有男性，这则取决于较上层阶级内部两性在贞操观/浪漫爱、收入及支出、分工及休闲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商场和官场运作的腐朽——通过性消费来变相贿赂，建立不受道德约束的男性情谊以润滑关系——更提供了金钱和塑造了男性的性消费习惯……
概括地说，中国性产业的形势不能归因于性工作者的从业自由选择——不是她们造就了这个产业，需要看到的不仅是她们在业中的差异性体验，还有产业如何反映和加强了性别的不平等。
既然没有人能给她们更好的选择，那就尊重她们现在的选择，何况各种劳动都有剥削和异化的成分。没错，但要警惕过于轻率地做出这样的结论，因而赦免了社会的问题。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当大凉山童工现象被曝光，一种有力的观点是：既然无法解决贫困，那就不能剥夺儿童靠劳动吃上米饭的权利。但报道已经指出，一些女孩被送出去打工以供养兄弟读书，即她们不仅是贫困还是家庭中性别剥削的受害者，这种发现能不能让我们在纠结里多停留一刻？
怀疑就东莞模式谈论性工作的自愿性并不合适，对性工作者来说，这种模式的优势是让市场、人身安全和付费都有保障，但代价是选择和协商的自主性。像“挑菜”一样的挑选过程，人身和形象的严格管理，服务过程的精密控制——连怎么“发骚”都有具体要求，如果这种深度情感劳动近于“自愿的性奴”，那么这里的“自愿”难免有些幻灭吧。有人问：如果有强制那么为什么她们不离开？以此论证不用为她们的自由担心；但被剥削的劳动者从来都会有太多不离开的理由，而且，还可以提出的是，可能就因为离开是常态才让场所总有“鲜货”供应。
女权主义者不断追究对妇女的压迫，也不断发掘妇女的能动性，在性工作议题上，这两种努力相撞。换个思路看，或许在性别不平等之下，对妇女命运的描述，自由和压迫都只能是定量而不是定性，没有人是完全自由的也没有人是全方位的被压迫者。性工作是一个特别被神话的行业，从业者的故事或者不被说出，或者因各种道德动力而被改写传述。在这种情况下，不就这个行业中人的状况做出整体的判断和指导，或许才是谨慎及免于伦理错误的。虽然还是想强调自由作为神话的问题，因为这种神话放弃了对普遍不平等的考察。
合法化未必是真题
在东莞事件中“良家”——憎恨性工作危害婚姻的妇女的观点好像不那么有市场。“良家”与“妓女”之争是被婚姻制度和男性性特权设局的现实性社会性别利益之争，就危机感而言“良家”好像更可悲一点。虽然在她们自己的圈子中相互支持，但对外，她们的同仇敌忾显得无力和神经质。
但是，妇女对守贞承诺的掌控和问责权力的下降，对应的并不是性解放的趋势，只是男性性特权的释放和上升，这种性特权在婚外的流动仍然配合到婚姻制度，甚至让婚姻制度更传统，传统就是男人自在女人守贞。
从这个角度看，良家妇女的悲哀同样是女权主义的议题，只是战略性的解决方案与她们的现实要求不同。中国流行的性解放话语，在向公权要私权时努力划出公私二元界限，在私领域中却假装性别权力无差，对男性对女性的特权视若无睹，这种现象在性工作和婚姻两个领域中都存在而且是合作的。在东莞事件中性工作者本来就是被代言，“良家”的自觉站出像被挑拨的示威，但短兵相接到自由话语和男性欲望话语她们不是对手。
最可恶的是没有任何人的正式权利能得到保证，无论是顾客、性工作者还是良家妇女，将各种权利都置于灰色地带、对所有人予取予求最有利于统治。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性工作合法化的问题因奢侈而虚假，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只是练习，和政策进程无关，这是没什么必要就此亮出立场的原因之一。
其他女权主义的原因是，合法化其实是一种含糊不清的、笼统的说法，被称实行了性工作合法化的国家设置的合法程度多有不同，合法化对性工作者境遇的帮助程度也有争议。而另一方面，一些性别平等总体水平很高的国家在实行罚嫖不罚娼甚至如冰岛全面禁止性产业，同样具有争议。
真正的思考题可能是：性工作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普遍成为体面劳动？如果当今环境下的合法化并非这方面的充分条件，那么还是否应该把合法化当作实现妇女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的方向？毕竟我们最终要的并不是一个行业的合法，而是人的福祉，从这个角度来说，思路未必要专注在合法化上。另一方面，消除性和性别的不平等，从而削弱妇女需要靠性工作为生的土壤，这条路线貌似到现在还没有被彻底证明不可行……。
务实地说，聚焦于现实性社会性别利益可能是性价比较高的，即减低暴力、疾病、剥削和污名对性工作者的伤害。法律上的务实诉求是废除未经审判剥夺自由的恶法，以前是劳教，现在是收容教育。再进一步，是非罪化……为这一步步，东莞事件中的喧闹能留下什么财产，现在还不清楚。
本文来源：网易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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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