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房地产市场中，有多少本房产证上出具了女性的名字？这个问题包含了女性拥有房产权的两个类型：共同拥有和个人独自拥有。但即便是这两类署名类型加起来，全国也只有“百分之三十”。这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前美国记者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引用Horizon中国在2012年的一项调查给出的答案。
近日，洪理达的新书《剩女：中国性别不平等死灰复燃》（Leftover Women:The Resurg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in China）在美国出版，并因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媒体的报道迅速引起了国内舆论关注。
在这本书中，洪理达将中国境内的“剩女”现象视作一场有主导、由媒体发动的“洗脑运动”，目的是为了掩盖性别不平衡（男性过多）的问题，同时为了让女人早点生育、提高人口素质。这一运动的后果，导致“在中国，很多人（剩女）为了面子而结婚”。
“中国媒体在过去七年中反复告诉女性，如果她们到27岁还没结婚，就会成为没人要的‘剩女’。这种说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导致很多人仓促结婚，还形成了连锁反应，对于中国社会的性别平等造成了负面影响，许多女性以及他们的父母，为了婚姻而放弃了房屋所有权。”洪理达认为，中国女性错过了过去十年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黄金期，这是她们在财产权上遭遇到的新的不平等。
70%以上贷款婚房，由女方出资
时代周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剩女现象的？
洪理达：2010年底，我在清华选了一门叫劳动社会学的课。当时，我在做一个房产市场的小民主制调查，在北京观察了几个房产公司，参观他们的销售活动。我注意到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的一个性别观念：很多房子都写在男人的名下。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婚姻法的新解释，引起了很大争议，我开了微博账号，招聘人们来参加我的研究，看他们如何看待买房和性别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对婚姻法的新解释。我在网上做了很多访谈。我还开了一个专门进行研究的邮箱，开始做深入的访谈，对象是生活在北京和上海的、25-32岁年龄段的人，主要看他们买房和结婚的习惯。
我在跟这些年轻女性做访谈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经常会把她们的积蓄交给男朋友，用来买婚房、付首付，可是婚房最后常常只登记了男人的名字。我问那些受过教育的、能干的女性，为什么会愿意只登记男人的名字？有一个访谈对象跟我说，她已经26岁了，马上就要进入剩女的年龄段，所以非常急着结婚。这是一个在2011年婚姻法新解释出台以后做的访谈，在那之后，我开始研究“剩女”这个词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开始研究媒体报道中关于“剩女”的描述，在之后的访谈中也会问采访对象，有没有考虑到“剩女”这个现象跟自己结婚买房压力之间的关系。
时代周报：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观点。谈论中国式婚姻与房产市场的关系时，我们往往会把责任推到丈母娘身上，中国丈母娘常常要求男方必须有房子才能嫁女儿。
洪理达：对，其实我就是批评媒体，因为很多概念是从媒体来的。我在实际调查中发现，虽然有些丈母娘要求男人先有房，可实际上，25岁以上女性的中国父母都非常着急，他们为了让女儿嫁出去，就不要求男方做什么了。很多父母还说，女儿自己着急，希望房产证上能登记自己的名字，但父母反而会劝她不要跟男人争，因为父母就怕她嫁不出去。
这其实是一种偏见，也是一种性别歧视。媒体观念就是中国女性非常贪心，都是丈母娘的错，都是中国女性的错。不只是我的研究结果如此，2012年零点调查公司做过一个随机调查，是关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结婚和买房现象的。那个调查组织了一个媒体活动，袁岳讲了很长时间，说以下现象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即丈母娘要求男方买房才肯结婚。袁岳说—跟我的调查结果一样—中国女性到了二十六七岁，她的母亲会非常着急，急着把女儿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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