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的大顺一直没有向父母出柜，也不打算出柜。面对父母催婚，他觉得，只要有一场婚礼，“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为了这场能解决“大事”的婚礼，大顺筹备了很久，一年多来他马不停蹄地“面试”了几十位拉拉，当然也被几十位拉拉“面试”过。婚前他们签订了协议，还做了公证，大顺希望婚后能与拉拉妻子像好朋友一样相处。看上去一切尽在掌握。
在大顺老家办婚礼那天，拉拉新娘提出来分房睡，大顺说，那样不妥，他的父母喜欢早起，一早回来，看到两个刚结婚的人分房睡，准会起疑心。大顺把一床被子抱到沙发上，新婚之夜，他们钻进了各自的被窝。
第二天早上“还是出事了”，大顺的姑妈早早过来，看到侄子睡在沙发上，大顺担心戏没有演好，“可能露馅了”，内心忐忑不安。
很快，大顺发现婚前签订的那几十条协议不够用，“原来想的太简单了”。他们在各自老家都举办了结婚仪式，新娘家来大顺家参加婚礼的亲友是7个人，大顺家去新娘家的亲友是5个人，这些人的路费是两人平均分担呢，还是各出各亲戚的？两人为此发生了分歧，虽然没有吵架，但心里都不愉快。两人原本打算不拍结婚照，但为了婚礼更逼真，还是花1000多元拍了一幅简单的。新娘认为，作为男人，大顺应当出这笔费用，而大顺觉得形婚就是相互支持，应当各出一半。两人高调地结了婚，难免相互走动，很快就产生了更多的经济纠葛。
结婚不到半年，大顺已经从婚前的信心满满到准备离婚了。吸引他们形婚的最大动力是生个孩子，但大顺发现，现实的问题是各自都有伴侣，生了孩子在哪儿抚养？按谁的教育模式来培养呢？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再加上一些分歧，继续合作的内在动力就不足了。
张医生10年前就形婚了，婚前她和同志老公也签订了协议。按协议要求，平时各住各的，过年去各自的老家和导师家出席一下就行了。但张医生也发现，复杂的生活，完全不是几十条协议可以搞定的。
结婚后一年多，同志老公的母亲得了癌症，作为名义上的儿媳妇，张医生不得不放下工作回“老公”的老家探望。婆婆期待儿媳妇在身边照顾，张医生只得借口工作忙跑回广州。婆婆病重期间，张医生总共飞去看了四次，这件事占用了正在读博士的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婚前协议上也没有写明这类活动的机票钱应当由谁来出。同志老公可能是“入戏太深”，一直没有主动提出付张医生回家探视“婆婆”的路费，这让张医生有些不舒服。
阿六花了上百万在他形婚妻子的老家办婚礼，作为一名商人，“钱不是问题”，阿六说，他要的是那种结婚的大场面。结婚半年后，阿六在南方出差时因过度劳累突发疾病，差点丢了性命，住院的半个月里，阿六想明白了“人生到底为了什么”。出院的第二天，他就跟妈妈出柜了，他妈妈很难过，阿六找我去安慰他妈。阿六妈说：“我不是哭儿子是同性恋，我是想着我儿子受了这么多年苦，我做妈妈的都不知道。”她说，她早就怀疑那场婚姻是假的了，“哪有老公病成这样，老婆都不照顾的？最后来了，还整天上网？看不出有一点担心”。
我的朋友小锋前不久参加完朋友的形婚仪式回来，对我诉苦说，“我真是没办法坚持到结束，真是太装了，明明是假的，弄得几百个亲友在那里都以为是真的”。小锋说，在现场他有一种代入感，作为知情者，他觉得自己是在跟朋友一起合谋欺骗参加婚礼的人，“坐在那儿我感觉很不爽，有一种罪恶感，以后再也不参加这种婚礼了”。
很多同志说，“形婚都是为了父母”。事实上，大多数的家长根本不知道子女的婚姻是场精心策划的表演。家长们只是被动的参与，最后发现只是个群众演员。
也有一些例外。在我接触的家长中，有些刚知道孩子是同性恋的，希望孩子找个拉拉或同志形婚，“这样能在亲戚面前掩饰一下”，“在亲戚朋友面前有点面子＂。他们简单地以为，“婚礼一办，什么事都解决了”。这些家长成了孩子形婚的导演，他们参加活动，只为给孩子物色适合形婚的对象，有些男同的家长看到拉拉时，眼里会放出一种奇异的光芒，就像一个导演看到了理想中的女主角，只差没高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认为，这些家长的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接纳自己的孩子，家长让孩子形婚，潜意识里还是认为，孩子是同性恋是见不得人的，需要装成异性恋的样子，才能给家长挣回面子，好像异性恋比同性恋高一个等级。他们认为，孩子是同性恋是需要隐瞒的秘密，而非一个简单的事实。而孩子感受到的信息则是，“父母还是觉得同性恋不好”。
而大多数真正接纳自己孩子的家长反而不愿让孩子形婚。来自重庆的小莉妈妈说，“我不要女儿形婚，形婚完全是一种自己瞧不起自己的行为”，“就是捏着鼻子哄眼睛”。来自哈尔滨的李妈妈则说，“费钱费力搞形式婚礼，不如让孩子做真实的自己”。而另一位来自广西的妈妈则说，女儿出柜时她非常生气，不是因为女儿是同性恋，而是因为女儿之前搞形婚，“欺骗我，我觉得不被信任”。
作为一种个人选择，笔者认为形婚无可厚非，相比找异性恋者结婚，同志形婚的双方至少是知情的，只要每个人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即可。但从社会运动的角度看，形婚的实质是装成一个异性恋者，来减少自己作为同性恋者的各种压力，从权利的视角看，形婚者不是在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是在迎合压迫者，加固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和歧视。
形婚者从结婚的那天起，身份即在转变，从偏见和歧视的受害者不经意间变成了与主流一起对其他同志和单身者压迫的人，只是大多数人无意识而已。
当然，没有人有权利要求同志都要成为运动的参运者，选择观望、跟随甚至反对同志运动，也是每个同志的权利。只是，我们需要理清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追求平等的权利，形婚显然与此背道而驰，形婚是在重复和巩固异性恋的一夫一妻模式，看上去解决了当下的急迫问题，实则引鸩止渴。而同性恋运动是要告诉公众，社会不仅由异性恋组成，还有同性恋等性少数人群；婚姻和其他权利，不仅只属于异性恋，同性恋也同样应当享有各种平等的权利。
而形式婚姻，更像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自信，很多人当成解药，对同志运动而言，很有可能是包着糖衣的毒药。
本文来自：荷兰在线
本文作者：阿强。同性恋权益活动家。现任同性恋亲友会执行主任。同性恋亲友会成立于2008年，英文简称PFLAG China，系中国男女同性恋者父母、家人和朋友组成的民间草根组织。
本文来源：网易女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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