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的社会问题不是"剩女"是"剩男"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8月6日发表题为《中国真正的问题：剩男》的报道称，最近一群女性在北京一家咖啡店演出了话剧《剩下的独白》，反响颇佳，于是组织者决定在大一点的场地加演两场。

报道说，这出话剧呈现了诸多“剩女”的第一手口述，它的成功反映了年轻未婚女性在中国所引发的关注度。

媒体没完没了地报道“剩女”现象，女权主义者对这种歧视怒不可遏，而旨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相亲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

政府也出手帮助“人老珠黄”的未婚女性，教育她们不要挑剔，要懂得施展魅力但不要黏人。

报道称，相比之下，中国真正剩下的人群——男性，受到的关注明显不足。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和重男轻女思想导致如今30岁以下男性的人数比女性多出约2000万。即使所有女性都听取政府的建议不那么“挑剔”，也仍将有2000万男性剩下来。“剩女”是可避免的社会用语，“剩男”则是不可回避的统计学现实。

在接受《南华早报》记者采访时，学者兼作家罗爱萍大谈“剩女”为什么总和高学历高收入女性挂钩。她说，这是因为这一群体往往是具有发展前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太多人谈论“剩男”话题。

报道说，中国典型的“剩男”生活在偏远和欠发达地区，收入低，前途不佳。因为不能给家族传宗接代，他们被称为“光棍”。他们不是广告商追逐的对象，因此在市场的喧嚣中无人问津。

然而，报道同时指出，“剩男”对中国构成的挑战是惊人的。他们是一系列日益严重的问题的当事人，例如卖淫、嫖娼、拐卖人口、性传播疾病，以及暴力甚至民族冲突，因为女性这一资源越来越稀缺。把女性称为“剩女”大错特错，不仅仅是从语义学的角度才这么说。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3月28日表示，到2020年，中国大陆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届时将有上千万“剩男”无偶可配。

据台北“中央社”报道，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大陆出生人口性别比已连3年持续下降，由2009年的119.45，降到2010年的117.94，再到2011年的117.78。虽然情况好转，但出生人口性别比仍高出警戒线10多个百分点。

依据人口统计资料推算，19岁以下年龄阶层人口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大陆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届时恐有上千万“剩男”娶妻难。

根据自然规律，正常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会相应出生103至107个男孩。由于男孩的夭折率比女孩高，到婚育年龄，男女数量趋于均等。联合国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设定为103至107。

从80年代开始，随着超音波辨识性别技术的普及，中国大陆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趋向不正常，在2008年曾高达120.56。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引产，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直接原因”。

人口计生委宣教司司长张建表示，要遏制性别比失衡趋势，短期内须依靠国家干预。 但政府监控的只是正规医疗机构，隐蔽的“两非”黑市愈来愈庞大。张建说，改善女性生存环境和地位才是治理的根本。

参考消息网8月1日报道，外媒称，如果你在周末去上海人民广场转转的话，会发现上百张关于单身女性寻找另一半的招贴纸。它们大多出自20多岁年轻女性的父母之手，读起来像是销售旧车的广告，比如说“1990年生，大学毕业，月薪6000元，身高1米68”。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7月30日称，当代中国的结婚率正在下降，尤其是在大城市。

放在其他国家的话，这不过是个单纯的人口问题。但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家庭不仅是社会的基石，也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对于中共来说，剩男剩女问题是一个事关全国的危机。

曾经做过记者的社会学家洪理达在《剩女：中国性别不平等死灰复燃》一书中用具有说服力的话表示，中国发起了一场“有组织的国家运动”，来促使女性结婚和购买婚房——这经常不利于她们的职业生涯和财政独立。媒体经常对选择晚婚的女性颇有微词，它们在文章中贬低这些女性的职业成就，或是大谈单身的可怕之处。这些媒体向中国年轻女性传递出的信号是，如果不在学业完成后迅速定好终身大事，她们就会被剩下——到27岁时“人老珠黄”。

虽然大多数社会都重视婚姻，但是婚姻与不动产挂钩如此之紧密的，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还是很少见的。要结婚，必须购买——而不是租赁——一套婚房。虽然北京住房的平均价格是当地人均年收入的数十倍，但是中国城市的住房自有率仍然超过85％。

洪理达发现，中国夫妇在购买不动产时几乎都没有做出平等的财务安排。她当面或在线采访的女性都拥有高学历和固定工作。然而，其中大多数女性把婚房所有权让给了丈夫，只有极少数女性会坚持把名字写在房产证上。

原因何在？因为这种做法太不浪漫了，也因为相关文书工作很麻烦。在中国的性别规范中，房屋所有权与男子汉气概紧紧相连，大部分女性不愿意挑战这个规范。结果，在中国最大的四座城市中，大约80％的男性把名字登记在双方共同出资购买的房产证上。

显而易见，女性名下没有硬资产导致其在夫妻关系变坏时更加难以脱身。对于那些害怕自己快要人老珠黄而匆忙结婚的女性来说，这种情况尤其严重。

尽管洪理达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城市单身女性身上，但是可以说，真正被剩下的不是取得高成就的单身女性，而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村男光棍。在中国经济增长和女性取得成功之际，那些可能成为农村男光棍伴侣的农村女性逐渐离开家乡进城，剩下这帮男性留在农村。如果要更加完整地描绘出中国婚姻市场图景的话，就不能对这些男性的境遇一笔带过。

本文来自：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