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洋过海的妇女运动：日本战争性暴力反思在中国|慰安妇|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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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田米子说，她本来以为自己只会来一次，本来以为只会见到万爱花一个人。但万爱花带来了王改荷、尹玉林和赵存妮，“我原来以为自己对战争中的史实是比较熟悉的，但这时候才发现每个人的受暴故事都不一样。”

作者：赵思乐转载自女权之声

8月27日上午十点，山西盂县西烟镇周边村庄的土面小道上，停下了一辆中巴车，车里走下十来个人。他们穿着的衬衫、牛仔裤、球鞋或皮鞋，跟常穿的开襟蓝布褂、黑布裤、黑布鞋的当地人截然分明。他们相互说着标准的普通话或当地人听不懂的日语。

来人在村道上的出现引得骑摩托车经过的村民停下观看。

一行人轻车熟路地在村道上拐了两个弯，绕进了一个院落。院子的地面是赤裸的黄土，院子一侧散种着玉米和瓜菜，另一侧是瓷砖贴面的高大平房，院当中拔起一株孤零零的玉米。

来人绕过玉米，走过大平房，钻进院子深端煤池旁边的一间黄土薄墙的小平房。10来个人从矮窄的房门低头缩身鱼贯而入，小屋就被挤得满满当当，一些人只好又退出去，站到小屋的窗边。

张先兔在客人到来前就坐在占小屋大半面积的炕上，缠着小脚的她穿着明净的浅蓝色开襟衫，仿珍珠的扣子却掉了一颗。石田米子进屋就脱鞋爬到炕上，80岁的她与88岁的张先兔久久相互拥抱、注视。

张先兔发出裹带浓重气音的尖细声音，好像在说什么，又难以听清。石田米子微笑点头以对，她能听说一些普通话，但听不懂张先兔用的山西方言。她们不断抚摸着彼此的背和手臂，仿佛想要摩平对方脸上臂上的道道皱纹。

石田米子盘腿坐在张先兔的身边，在之后借助翻译的交谈中，她们的手始终紧握着。她们已经相识17年了。

漂洋过海来看你

——我们都是你的女儿

石田米子来过盂县30多次了，刚开始的时候，从太原市到西烟镇要走少则3、4小时多则7个小时的颠簸土路，现在通了高速只需要1个多小时。她第一次见到张先兔是在1997年的3月，那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她第二次来盂县调查日本侵华期间的性暴力，张先兔是受访的幸存者之一。

石田米子第一次到来是在1996年10月，她在那年8月参加了“中国控诉侵华日军性暴力第一人”万爱花在日本冈山的幸存者证言会，石田米子注意到，陪同万爱花来的是一位男性公职人员，不像韩国、菲律宾来的那些女性，有妇女NGO陪同支持。

她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感受：“我觉得万爱花很孤独。她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她有着怎样的人际关系？她被带走的那个村子又是个什么样的状况？现在和万爱花的关系是怎样的？我非常想了解这些情况。”

于是两个月后，石田米子随同更早接触到万爱花的朋友来到太原进行实地调查。

石田米子说，她本来以为自己只会来一次，本来以为只会见到万爱花一个人。但万爱花带来了王改荷、尹玉林和赵存妮，“我原来以为自己对战争中的史实是比较熟悉的，但这时候才发现每个人的受暴故事都不一样。”石田米子说。

万爱花作为共产党的抗日副村长而被拷打并强奸，自行逃出；王改荷作为抗日村长的家属同样遭到拷打和强奸，她是父亲交了120块大洋赎出的；赵存妮在日军袭击村庄时被绑走至炮台强奸和关押，家人凑出380块大洋将她赎出；尹玉林家住日军驻点的河东村，日本士兵开始时每天到她家里强奸她和姐姐，并威胁如果逃跑就杀掉她们，后来多次是由为日军服务的村民将她送上日军炮台所在的羊马山遭受强奸。

石田米子认为自己必须继续调查大娘们的故事并纳入历史的研究和记录，她长达近20年的山西之行就此开始。

作为历史学者的石田米子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列下了问题清单，“以为只要按着问题单就可以顺序往下问，但实际上大娘们都没有这样回答，因为有时候她们一开始讲就感觉到恶心，像生病一样发抖，很久都不能说话，其中张先兔大娘是特别明显的。”石田米子说，“所以一开始她们说的不是故事，而是情绪。”

随着调查团队每年两次回到太原，每次待3到5天，每天的早上、下午、晚上都听取和记录大娘们的故事，“大娘们也感觉到这些人特别地认真、特别地想了解她们的经历，这样她们慢慢地知道了怎么讲出自己的故事，我们也慢慢学会怎么去听她们的故事、怎么去调查。”石田米子说，“这样我们双方都慢慢获得了自信，共进了。”

1998年3月，石田米子第四次来调查的时候，张先兔和那次一同接受调查的万爱花、尹玉林、杨时珍一起向石田米子表达了想要到东京提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意愿。之后又有5位幸存者和1位幸存者家属陆续加入她们的行列。

为了帮助她们，石田米子和调查团体的其他成员发起了“查明在中国发生的日军性暴力事实·要求赔偿诉讼支援会”，之前她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介入到这种诉讼中。

1998年10月30日，诉讼在东京地方法院正式提告。石田米子等调查者们更为频繁地往返山西，收集整理了大量证言，并提交给东京法院。

然而在2005年11月，经历了一审、二审，以及向最高法院上诉并被驳回后，这场马拉松式的诉讼正式以败诉告终。法院虽然认定了她们的受害事实，却以“国家无答责”驳回了她们对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请求。

“一开始打官司的时候已经觉得，能赢诉讼的可能性大概只有10%，如果根据之前在日本的诉讼的情况看，就更加悲观。”石田米子说，“但最后败诉的时候还是很大的打击，因为这对于大娘们来说是第二次的暴力。”

但石田米子相信，诉讼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打官司，受害者开始讲、面对自己的经历，为了恢复自己的尊严，她们站起来了。”她说，“对于日本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诉讼的话，好多日本人也不会知道有这样的故事。”

败诉后， “要求赔偿诉讼支援会”更名为“查明驻山西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简称“山西省·查明会”。

这个由历史研究者、前NGO工作者、普通日本市民组成的团体，每年两次回到山西探望大娘和她们的亲属、继续着对当地的战争受害调查、在中国各地举办基于调查成果的图片展，也邀请中国的学生和妇女权利工作者参与她们的活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查明会回到山西时能再见到的大娘越来越少，年纪最小的万爱花在去年去世后，长万爱花4岁的张先兔成了仅有的在世者。

张先兔的身体一直不好，现在同时吃着四五种药，下床走路都有困难，不说话的时候不断发出“唏、唏”的气声，那是自受暴后一直困扰着她的哮喘。查明会每次来都会给她带来日本会员们捐出的医疗补助。

在查明会的朋友看望她的一个多小时里，张先兔重复的最多的就是“没有女儿，老了没人照顾，还不如早死啊”。来自东京的青年学者大桥史惠则一再趴在炕上握住她的手说：“我们都是你的女儿。”查明会的来者几乎全是女性。

话别时，石田米子再次与张先兔久久相互抚摸和拥抱，她不断重复着两个简单的中文字“明年！明年！”

伤害从未结束

——如果女人被强奸后被杀了，就会被简单地说是受害，如果没有被杀，这就会变成她不能说的耻辱。

从西烟镇到黑石窑村，要开车向西走约1小时的颠簸土路，路边的田里长着高高的大片玉米和向日葵，不远处是断壁劈开的黄土山丘，同样的风景不断扑面而来又弃人而去，让人难以想象这条土路战时是日军通往盂县县城的运输线。

沿着这条运输线，日军和八路军两股势力不断拉锯，村民早上替日军修路，晚上帮八路军把白天铺好的路毁掉，多位幸存大娘受害时都住在这条路沿线的村落。

8月28日上午，查明会一行人来到黑石窑村调查村里战争时的受害情况。接受采访的是两位80多岁的男性村民。访谈在一户民居的房间里进行，房间里有一张床，床边是两张用各式毛巾和花布混铺覆盖的单人小沙发，房间一角堆着十来个写有饲料、化肥名称的大编制口袋。

先接受采访的一位大爷在沙发上落座，瘦小的石田米子窝在旁边的沙发里，在她身边的凳子坐着的是查明会的共同发起人加藤修弘，翻译赵金贵坐床上，一行的其他人则都拿小板凳排排蹲坐在他们对面，曾是电视媒体记者的“女性们的战争与和平”资料馆馆长池田惠理子端着摄像机在中间，好拍到两边的人。不断有村民到屋子的窗边围观这个“奇怪”的场合。

采访开始了，大爷说自己是85岁，但采访者又问了生肖、出生月份，比对了身份证，确认大爷其实是出生于1931年1月，现年83周岁，85岁是虚岁。

对于村庄受害的年份，也需要反复确认，大爷说那时自己15岁，但1946年时日军早已撤离，加藤修弘又通过询问那是在百团大战之前还是之后、是在日军到山西多少年后等等，来明确大致的时间。

大多数人都拿着笔记本记下种种只言片语，听不懂山西方言的中国学生童婧雯紧贴着会中文的大桥史惠，大桥史惠把赵金贵译出的日文又翻译回中文，童婧雯再记到本上。

大爷断断续续地说着：自己的两个表兄弟被抓住杀死了；日本兵带来40辆马车把村里的粮食拉走；日本兵逼迫村民提供八路军情报，大人不敢去，让还是小孩的他去，因为日本兵一旦怀疑情报是假的，就会扣押大人要求村里给赎金；日本兵通过村庄时会让村里人走在前面探地雷，有人的牙被炸掉，有人是炸断了腿……

大爷不时会突然站起来喊：“哎呀！惨呀！”、“可怜我的两个表兄！”

采访者请大爷说说当时村里妇女受害的情况，大爷说，日本兵每次来村里就会发生混乱，年轻女人就会受害。这时下一个接受采访的大爷提前走了进来，坐在床边。采访者追问妇女受害的具体情况，正在被采访的人看了看走进来的人，咧嘴交换了一个的笑容，被采访的就说：“我不知道的，我不能乱说。”

石田米子事后说，这样的情景是她很熟悉的，“看到这样的笑容，我觉得挺难过的，这个意思是村里的人还是把妇女的受害当作村庄的耻辱，那么妇女就会也还不敢说出自己的受害。”

“如果女人被强奸后被杀了，就会被简单地说是受害，如果没有被杀，这就会变成她不能说的耻辱。”石田米子说。

沉默荫蔽着的，是幸存妇女备受歧视的痛苦深渊。

1998年盂县10人诉讼的原告中唯一的受害者家属杨秀莲，她的养母南二仆就是村人歧视的受害者。南二仆曾被日军士兵断续囚禁、强奸长达3年多，期间生下过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后来病死了。日军撤退后，南二仆终于回到了家里，后在丈夫家人的反对中结了婚。

在50年代上半期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南二仆由于“长期和日本鬼子住在一起，并且给日本鬼子生了孩子”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判有期徒刑3年。释放后，南二仆在1964年抱养了刚出生杨秀莲。然而在文革中，南二仆又因同样的罪名反复被批判、被要求在众人面前认罪，她还要承担比其他村民更高强度的劳动。种种迫害中，1967年南二仆在性暴力中留下的伤病恶化，在大量出血和剧烈疼痛的折磨下，她选择了上吊自杀。

但歧视并没有随着南二仆的死告终，杨秀莲至今清楚地记得村里的孩子如何用“你妈被日本鬼子强奸了”、“给村里面丢脸”嘲笑她。

如今，村庄中的歧视或许不再像5、60年代那样残酷和公开，但以男性为主导的村庄记忆共同体仍然对“村耻”讳莫如深。然而，把妇女的受害事实推向暗角的不仅仅是的村人的避谈，还是整个国家历史记忆系统对妇女受害的忽视或简单地用“国仇族恨”替代。

从1998年开始，石田米子为收集山西战场的性暴力记录做了大量工作，让她印象深刻的是，虽然战争结束后，当时的解放区政府明确要求区内各县统计被强奸和因强奸染病的妇女人数，但在各县提交的统计资料中大部分并没有此条目，即使有“奸淫”一项也会出现空栏，有此项统计记录的地方非常少。

在一篇记述她的查阅成果的论文中，石田对平定县的统计记录点评：“相对于能够将被夺走的物品确切统计到从鸡蛋到豆类食品以及从鞋到手套的衣物、从锅到水桶等的日用品数量，（性暴力）该记录的空白格外显眼。”

在《盂县文史资料》关于抗日战争的记述中，只记录了少量奸杀的事例。1995年北京档案馆发行的河北、平津地区档案《日本侵华罪行实证》中记述了726件战争犯罪案例，其中“强奸”仅有4件，“胁迫为娼”案例0件，石田米子在论文中写道“令人惊于性暴力记录件数之少”。

从2006年修订后使用至今的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抗日战争”一课，唯一的关于性暴力战争犯罪的描述是：“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

相比于官方记录和教科书中战争性暴力的资料的大片空白和稀缺，受官方严格监控的中文网络中却大量充斥着“日军强奸”、“慰安妇”的图片和传说，其中许多被冠以“勿忘国耻”、“野史秘闻”的标签，内文不乏难以考证的对话和性虐待细节。

查明会曾尝试与南京师范大学关注妇女研究的教授金一虹等合作在南京举办日军性暴力图片展，同样的展览此前已在山西武乡的八路军纪念馆、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等顺利展出过四次。

南京展览的信息在网络发布后，收到了大量这样的网络留言：“当年羞辱了一次，现在还要再羞辱一次吗？”、“这是对中国的侮辱，难道让我们看看你们怎么蹂躏我们前辈的？”、“政府必须禁止此类展览”。

可靠信息匮乏、传播以民间传说为主、被民族主义话语裹挟，使得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性暴力反思常常被国仇族恨代言。

2012年11月30日，南京展览开幕仅一天即被有关方面叫停。在日本长期举办此类展览的池田惠理子“到现在都无法理解”。

金一虹则在展览被关后的文章中分析道，公众和官方的反应印证着南京暴行的创痛阴影，以及父权意识形态下女人的伤痛“只有在证明敌军‘奸淫烧杀’时才能被赋予‘意义’，而在其他漫漫岁月中，只能成为一个无法触碰的、难言的禁忌。”

而金一虹认为，创伤并不会因为拒绝面对而不存在，只有不断追究和反思才能避免再次的强奸和屠杀，“社会应该形成一个共识：耻辱的不是那些受到性暴力的妇女，而是加害者，耻辱不是受到大规模暴行的国民，也是人类的耻辱，如果我们今后仍然不能有效制止类似对妇女性暴力的话。”

比50年更长的运动

——如果幸存者们在将来的20年间全部离世，这场尚未争得正义的运动要如何继续？

日军在二战中的性奴隶制度问题，经常被称为“慰安妇”问题，揭露和要求追究此问题的运动发轫与上世纪90年代，一般认为，该运动的发端是1991年8月14日，韩国幸存者金学顺发表证言：自己被日本军强制带到中国的，日军把她们被当作“泄欲的动物”。金学顺由此成为了第一位站出来控诉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幸存者。2012年，有关妇女组织共同决定每年8月14日为“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

金学顺证言被称为“打破50年沉默”的先声，此后，更多的韩国幸存者和台湾、菲律宾、荷兰等地的幸存者也纷纷站出来作出证言，各地包括日本的妇女团体迅速跟上，帮助她们踏上讨回公道的征程，受害国政府也或多或少给予了支持。

一时间，“慰安妇”幸存者证言会，以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诉讼，在日本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妇女团体的努力下，相关纪念馆和幸存者纪念碑在多个国家设立，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等议会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解决此问题的议案，联合国也多次作出相关劝告和决议。

然而，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中受害面积最广阔的国家，中国却在这场运动中成为“沉默的大陆”。但中国自身的沉默没有成为日军性暴力问题关注者忽视它的理由，于是便有了查明会等民间团体在中国的长期工作。

这个持续了30多年的国际妇女运动，面临着巨大挑战——还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诉求者们就带着遗憾纷纷离世。截至2014年5月，韩国政府登记的237名本国受害者中，在世的仅剩55人。

“很多人，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以为当事人去世了这些事情就结束了。”参加查明会山西活动的日本青年学者热田敬子在提及人们对日军性暴力问题的看法时说。

如果幸存者们在将来的20年间全部离世，这场尚未争得正义的运动要如何继续？

8月27日，在西烟镇上一栋两层小楼的客厅里，盂县当地人和日本人、外地来的中国人共20多人围桌而坐，日本人通过翻译问当地人最近家里都有什么婚丧嫁娶之类的变化、日子过得如何。当地人开始回答时有些拘谨，但有时说着说着就会跟旁边的人聊起天来。日本人们则拿着笔记本，刷刷记着谁家又嫁了女儿，谁的身体有什么不好。这是查明会一行人与盂县幸存大娘的遗属们的聚会。

听完家常，聚会的主持人川见公子请曹金爱讲讲参加第12届日军“慰安妇”问题亚洲联合会议的感受。曹金爱的养母是98年诉讼10名原告之一的赵润梅，赵润梅在2008年去世，曹金爱作为遗属参加了今年5月底在东京举办的联合会议并作了发言。

曹金爱脸上挂着憨憨的笑，看看日本人，看看身边的其他家属，又看看丈夫，没有说话，于是翻译请陪她同去的丈夫周兰平先说。周兰平说话时，曹金爱笑着指东京会议照片中的自己给其他遗属看。

周兰平说完了，川见公子再次邀请曹金爱发言。曹金爱于是开口说：在妈妈去世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如果不是为了诉讼几次到东京受累，妈妈或许不会那么早死，但参加了这次的会议以后，我开始明白妈妈的感受，妈妈的经历和感受是需要说出来、被更多人听见的。

曹金爱还说，自己接下来的愿望之一，就是能留下和继续述说妈妈的记忆，也要讲给自己的孩子听。

第12届联合会议对曹金爱的介绍资料中有这样一段：“曹金爱说小时候害怕和母亲单独在一起。这是因为养母赵润梅精神上不稳定，她说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冬天的一天，母亲半夜里一个人出去自言自语地边说边走，还要跳井。令人非常担心。高中时，母亲第一次告诉了她受害的事。她说：‘知道了母亲身上发生的事之后，很吃惊，开始同情母亲的遭遇。’”

“后代们一直陪在她们的妈妈身边，那也是很痛苦的事情。”热田敬子说，伤害并不会因为直接受害者的故去而消弭。她今年35岁，是这次查明会来山西的日本人中最年轻的一个，“现在到了后代的孩子、女儿们应该说的时机，也许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除了帮助幸存者的后代继续记忆、诉说和讨还正义，查明会还在努力让更多中国人看到大娘们的受暴和抗争故事——让一小部分人的记忆成为更多人的共同记忆——这也是90年代的许多在日证言会的深义：每一个听到和读到这些故事的人，都成为新的证人。

查明会在山西的最后一项行程就是在太原寻找能够举办日军性暴力图片展的场地，而他们洽谈的两个场地中，一个按天收费而且要价不菲，另一个更有可能免费使用的场地则建议他们先取得山西省妇联的支持。从未与妇联打过交道的查明会最终决定请托在山西大学任职的合作翻译赵金贵尝试与妇联取得联系。

同时，查明会也在积极与中国的民间妇女组织建立合作，虽然她们很快发现中国的民间妇女组织远比日本的类似组织要缺乏空间和资源，但有所接触的组织都表示愿意在可能的方面跟进这项运动，相关的合作也已经开始。

在参与过查明会活动的中国青年人中，改变也在悄然发生，“无论是不是跟这个组织一起，我都一定会再回来的。”童婧雯说。

参考资料：《发生在黄土村庄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第12届日军“慰安妇”问题亚洲联合会议资料；《“艰难一战”——日军性暴力图片展在南京的受挫与反思》

部分相关事件年表：

1991年，韩国幸存者金学顺发表证言控诉日军“慰安妇”制度；

1992年，“有关日本战后补偿国际公听会”在东京召开，万爱花发表证言，成为“中国控诉侵华日军性侵第一人”；

1996年，万爱花在日本冈山发表证言，石田米子参加，同年，石田米子第一次到山西调查日军性暴力；

1998年，万爱花、张先兔等10名幸存者及家属在东京提起诉讼，查明会成立；

2000年，民间法庭“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东京举行，万爱花出席并作证，法庭后判决日本天皇及军队高层在对妇女的战争暴力上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