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腾讯文化 文/李岩
近日,久未闻名的琼瑶再度回到公众视野中,原因是与于正打官司,告他抄袭。12月25日判决结果出炉,于正抄袭成立,需公开赔礼道歉,并需与其他被告一起赔偿500万。于正可谓当下中国最火的影视制作人之一,《神雕侠侣》正在热播,拥有无数90后、00后粉丝。本文无意深究他们的恩怨,只想从文化的维度探究一下“琼瑶鄙视链”的成因:
80年代,父母不让孩子读琼瑶,理由是她的书没文化;而今琼瑶鄙视于正,说他是没文化的抄袭者;于正鄙视骂他的人,说他们没文化不懂自己;骂于正的人鄙视看他电视剧的人,说他们脑残没文化;而于正的粉丝们反过头来鄙视他们的长辈,说他们不懂流行文化。以琼瑶为中心的这条鄙视链上,文化为何成了解释一切的工具呢?
80年代 琼瑶是毒草:听妈妈的话,琼瑶没文化
琼瑶作品正式引入大陆是在80年代初。虽然不是违禁出版物,但琼瑶小说绝对是那个年代老师、家长人人喊打的毒草。直到80年代末,琼瑶来到大陆拍片,她的小说以电视剧的面目出现在大陆观众眼前时,毒草的恶名才减轻了一点。
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琼瑶是言情小说的大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琼瑶就是言情的唯一代名词,读言情小说就是读琼瑶小说。
琼瑶的作品被引入大陆,是1982年《海峡》杂志刊登的小说《我是一片云》①。当时大陆民众刚刚走出文革的梦魇,柔情似水的琼瑶小说如同甘霖,播洒在民众长期荒芜的心田。可以说,在80年代禁止谈性说爱的大时代背景下,琼瑶不经意地开启了人性的复苏。
必须要提到的一点是,大陆读者能够读到琼瑶小说,要归功于改革开放。早在60年代,琼瑶就在台湾出版多部小说,成为知名作家;而林青霞凭借琼瑶同名小说改编的《窗外》在港台大红大紫之时,大陆人民还在忙着“批林批孔”。正是改革开放才让我们有了读到琼瑶小说的可能,虽然仍被视作毒草,但毕竟能看到毒草长什么样,并且批判地阅读它们。
据1986年《文学报》的一项统计,当年广州地区就有70%的学生读过琼瑶的小说。而在那年,台湾还未解严,大陆并未正式引进琼瑶小说,理论上他们看的都是盗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以开放包容自居的台湾地区,上世纪70年代的文艺管制同样不松。1973年,电影《窗外》就因涉及师生恋等禁忌话题而被台湾当局禁映,只能在香港等地区放映。林青霞也因此先在香港成名,之后才以“出口转内销”的形式在台湾走红。
现实影响:
70年代末恢复高考,对我国教育领域有两个深远的影响:好的一面,是让千千万万平民出身的孩子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可以踏着高考独木桥成就一番事业;而坏的一面,是无限提升了高考的重要性。中国的家长都望子成龙,为孩子能挤上独木桥,便把一切与学习、考试无关的事情都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
在这些家长眼中的洪水猛兽里,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是首当其冲的。女孩子看言情,天天想着谈恋爱,不学习,要封杀;男孩子看武侠,天天想着当英雄,不学习,也要封杀。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琼瑶、金庸就自然成了家长、老师的两颗眼中钉。
言情小说在我国文学史上一直没被当做正统文学的一支来看待,通俗地说,上不得台面。任凭张恨水等作家在当时有多么红透半边天,也会被归入“鸳鸯蝴蝶派”,被主流文学所排斥。鲁迅先生领导的左联甚至将其抬升到斗争的高度:“在批判复古论调的同时,新文学阵营不断地同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②
这种倾向在80年代仍很严重。家长、老师们除了觉得言情小说会耽误孩子的功课以外,另一层担忧是觉得这些小说没文化,孩子看了没有教育意义。
在我国,文艺作品一直肩负着沉重的使命。古时就有“诗言志、歌咏言”的说法,文以载道也是长久以来对文字作品的基本要求。哪怕是爱情小说,也不能光写爱情,要“通过描写爱情来深刻揭露旧中国的黑暗”(《骆驼祥子》),要“通过一个爱情悲剧,对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提出血泪控诉。”(《茶花女》)等等。
而以传统的文学批评眼光审视琼瑶小说,就会觉得它缺乏“道”的意味:几十万字细细描述一个爱情故事,最后说明什么呢?好像也没说明什么,就是爱情很苦涩,女人好命苦,男人都是负心汉……这叫什么文学!
就是在这样的评判标准下,80年代带进课桌的琼瑶小说,很大一部分都被没收到了老师的办公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