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是话题 剩男是问题？

本文来源/微信“思乐书” 作者/赵思乐

“到2020年中国的‘光棍’数量将超过3000万。”类似这样的惊悚题目，在近几年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被媒体、专家忧心忡忡地讨论一遍。到底是多少万由于测算方法不同差距较大，从400万到3500万不等，但无论数量几何都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剩男问题”的产生基础在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生男孩数比出生女孩数）持续高企。出生性别比的正常范围是102-107，而近30年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都高于107，1994年后更一直高于115，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的数字是115.88。也就是说，每出生116个男孩，大概只出生了100个女孩。那么将2020年适婚年龄的男性人口数和女性人口数两相一减，就推算出了“剩男”数，这还是在女孩都能被“配对”的前提下。

专家们对出生性别比高企的原因可以说是有共识的——计划生育政策和重男轻女文化交叉影响，导致屡禁不绝的胎儿性别选择——男的留，女的堕。所以这个被形容为“剩男”的问题，其实是女胎大规模“被消失”的问题。讽刺在于，女胎大量被堕，只有构成了对男性婚配的威胁，才被视为“严重问题”。

但比起“剩男”，“剩女”这个词汇更常见诸媒体，而相比于“剩男”被视为社会问题严肃讨论，“剩女”更像是一个娱乐话题。“剩女”们被摆上相亲节目评头论足、评言论行，被画进各种漫画讽刺着自恋、挑剔。与她们相联系的还有一堆衍生概念，比如“拜金女”、“女博士”、来自城市的“孔雀女”和学历高、职位高、收入高的“三高女”……

相比“剩男”总被围观者担心会报复社会，“剩女”们本身从来没有被视为社会威胁，她们要么被调侃为嫁不出去的loser，要么通过造成更多“剩男”才被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剩女”只是媒体和大众的“话题”，“剩男”才是专家和政府眼中的“问题”。

因此，不难发现，真正造成“问题”导致她们成为“话题”的是，“剩女”们并非传统贤妻良母的好材料。受过良好教育、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不俗的她们，不会心甘情愿将做饭打扫、养育小孩、照顾公婆放在自我实现之上，更不会缺乏主见听凭男人指示。

要跟她们在一起，男人必须放弃“一家之主”的幻想，在这个时代，女人不再需要主人。

这也意味着女人也不应再执着于找一个“比自己强”的男人再把自己绑在他身上。一方面这很难找：剩男和剩女之间的阶级差距真实存在，按照A级男配B级女的传统模式，剩下的必然是A级女和E级男（我不赞成按资产教育等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此使用只为分析现状），而且农村泛滥的性别选择也造成底层“剩男”的数量尤为庞大；另一方面，要一个比自己强的男人干什么呢？经济、知识和自尊，女人都可以自我满足，伴侣要提供的就是亲密、支持和陪伴，这不需要一个强人，只需要他是一个“性别平等男”。

目前“剩男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最靠谱的是：实现女性全体（过去某程度上向城市精英女性倾斜）在就业、教育、财产分配、社会地位上的性别平等，以降低生育性别选择的动力。但这难免远水救不了近火，而且没有打破“婚配”的传统思路——无非是有了更多女人可以配男人。

我的看法是，需要打破性/爱与婚姻的绑定，以及性/爱的阶级区隔，才有可能同时解决“剩男”和“剩女”问题。

性/爱与婚姻的绑定在男性身上较为宽松，而在女性身上更加严格，其表现就是五花八门的荡妇污名和依然强势的守贞文化。性/爱的阶级区隔主要体现为，女性的性资源被导向同阶级或阶级更高的男性，以致阶级越高的男性越具有性特权。

在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的社会，守贞文化越强大、性/爱的阶级区隔越明显——女人难以获得与努力相称的上升，就只能寄希望于“嫁个有钱人”，或者至少得嫁个不给自己加重负担的人。

底层男性没有性机会而上层男性垄断性资源，就带来所谓“社会矛盾”，这种对性特权的仇恨也很容易转介到女性身上，由此产生对“剩女”、“拜金女”的污名化和敌意，甚至性别暴力泛滥。

如果不再对女人加诸守贞枷锁，解除性/爱与婚姻的绑定，性与爱的市场就不需要再以男女的绝对人数论平衡与否。女人也不必再焦虑自己“剩下”，即没有及时把自己的性承包给一个“好男人”。打破性/爱的阶级区隔，不再纠结于B级女要配A级男，或者不分ABCD，才有可能让各种出身和背景的人更平等、自由地享有性和爱的机会。而要如何打破呢？除了减小总体贫富差距，还得从让女人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