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女作家的婚姻多不圆满？

1836年，夏洛蒂·勃朗特20岁，她大着胆子把自己的几首短诗寄给当时的桂冠诗人骚塞请他指教。然而，得到的却是这位大诗人的一顿训斥。骚塞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对她说：“文学——不是妇女的事业，也不应该是妇女的事业。”

这是封有名的回信。事实上，只要打开生于1661年的温澈西夫人的诗集，就会看出这是一个普遍的答案，我们也能看到温澈西夫人对写作的女人地位的忿忿不平：

唉，一个尝试写作的女人，

被人认为是这么狂妄的东西，

以致再没有美德能赎回这个过错。

他们说我们错认了性别和为人之道;

礼貌、时髦、跳舞、衣着、游玩，

才是我们应学的才艺;

写作、看书、思想、发问，

会遮蔽我们的美貌，糜费我们的时间，

而且阻挡我们青春时代的获得，

至于卑贱的家务管理，

有人认为是我们最高的艺术和用途。

在传统美学和男性文化的双重权力中心支配下，无论如何有才华，身为女性，就必须要奉献和牺牲。连大文豪巴尔扎克都认为，“女人的命运和她唯一的荣耀是赢得男人的心……她是一份动产，确切地说，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写作的女人的艰难可想而知。女性必须照顾家庭、孩子，且举一生之力支持男性，适当时候还要为男性鼓掌，似乎只有这样，才是女性活着的所有价值。而且，一旦她开始写作，就注定既要背负沉重的历史与社会责任，同时必须承担着她的家庭责任。“如果说女人是世俗的、平庸的、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那是因为她被迫把自己的生存奉献给做饭和洗尿布，她无法取得一种崇高感!”——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此也早有论述。

很少有女人能在完满的婚姻生活中将欲望化为叙事，并呈现其思想的深度与力度。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个例外。用她日记中的一段文字：“要是我嫁给利顿，我肯定写不出任何书。不久前晚餐时我作如是思想。他限制和约束人的方式怪异，伦纳德可能更严厉，但他善于激励人。与他在一起，存在着各种可能性。利顿是温和消沉的，就像一片秋天的湿树叶，孤零零的已过壮年。”世上有几个伦纳德，能给弗吉尼亚·伍尔夫们以“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大多情况下，处在婚姻中的女人，如西方思想家舍勒所说，婚姻不可避免地会妨碍她们的精神“从周遭结构的铁钳中挣脱出来，成为投向世界大全本身的自由目光”。

当阿娜伊斯·宁必须在两桩婚姻中寻找自己文字与激情的出口;西蒙·波伏娃与存在主义鼻祖萨特终身相依，却未走向婚姻，两人签订协议，其中约法三章：云游四海，多配偶制，一切透明。这份契约当时为期两年，遵守则合，违约则离，却履行了一辈子。与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的苏珊·桑塔格， 17岁时，遇到了28岁的社会学家菲利普.里夫，10天后，两人闪电结婚。26岁，她离婚，携带了“70美元、两只皮箱、7岁儿子”来到纽约，再也没有步入婚姻。我们不能不说，完美的婚姻与写作的女人始终是矛盾的存在体。稳定的婚姻生活往往会削弱了女性思想与表达的欲望，钝化女性的复杂感受。同时，完满的婚姻也是女人安身立命的温床，其中稳妥的生活方式以及伦理标准，则让女人失去了对思想内核的探寻。

然而，这些写作的女子，一方面，文学和艺术更让她们接近精神的内核，而另一面，琐碎的日常生活与忙碌的操持家务，让她们无法找到自己创作的欲望与生活中多种矛盾的平衡。于是，终其一生，她们向往婚姻生活带来的世俗的圆满，但她们往往没有了婚姻。

这些文学艺术领域的杰出人物，都因自己的超凡才能而付出巨大代价，此后，她们也大多面临共同的生存困境：精神折磨、贫困、对抗常规、受教育权被剥夺、为世人指责或唾弃、早逝、疾病、吸毒、酗酒或被送入疯人院。

1995年9月，孤独终老的75岁的张爱玲被人在洛杉矶西木区的公寓里发现已经离世，时值中秋。死时身边竟无一人。她身穿一件磨破衣领的赫红色旗袍蜷在地板上。这是她最后的姿势。比起勃朗特三姐妹，张爱玲也算寿到终寝。勃朗特三姐妹中，最长寿的夏洛蒂三十九岁去世，这年她刚刚出嫁，生病去世时还怀有身孕;单身的艾米莉仅活到三十岁，小妹安妮去世时也仅二十九岁。写作的女人，很少高寿，这亦是不争的事实。

萧红以一部《呼兰河传》立世，可惜她三十一岁因病去世，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命。有着“明治紫式部”之称的女作家樋口一叶，留下令人萦怀难忘的文学芳香，死时年仅二十四岁。世称与莎士比亚齐名的简·奥斯汀去世时才四十一岁。《心是孤独的猎手》的作者卡森·麦卡勒斯则50岁去世，她十五岁时患风湿热，勤勉的写作加速毁掉了她的健康，之后，她经历了三次中风，29岁时瘫痪，一生倍受病痛折磨和家庭暴力的困扰。

艾米莉·勃朗特倘能活到更长时间，她或许会给世人更多的惊喜。我无法否定我读《呼啸山庄》的震撼，当她以寥寥几笔点明的一张脸后面的精神世界，并将她自己繁盛强大的生命关注以及对人性的思索灌注到作品之中，这是一种发自女性内在的创作的力量，让人充满敬意。如小说中面对死者，内心迸发的一段话：

我看到了一种无论人间或地狱都无法破坏的安息，我感觉到了对那无穷无尽、无形无影的来世的一种信心——他们已进入的永恒——在那里，生命无限地延续，爱情无限地和谐，欢乐无限地充溢。

可惜她只活了短短的三十岁，没有结婚，没有子嗣，除了工作以维持父亲这个穷困的家庭，还要承担全家繁重的家务劳动，洗衣服、烧菜、烤面包，晚上的一点余暇写作的时间，是对一天枯燥乏味的辛劳工作的一种解脱。试想，如果她有如同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经济独立，生活上不受干扰，会不会更有利于她创作，去写她想写的东西，抑或，她会长寿些?

但是，同样一个问题，让我们矛盾与尴尬，那就是，如果她拥有这样的生活，她还能写出《呼啸山庄》吗?

在简·奥斯汀时代生活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心爱的伴侣、体面的婚姻，差不多就是——作为没有社会话语权的女性，藉以掌控人生的唯一出路。当简·奥斯汀把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琐碎的家事，小心翼翼地不让别人知道她在写小说，我们可想而知她内心的悲苦。“她躲在屋里写小说时，只要有人一推门，她就把稿子迅速藏起来”，“为了不让人发现，她使用很小的纸片，因为小纸片容易收藏，或者可以临时用一张吸墨纸盖住。”她的另一个哥哥亨利则在回忆录里写道：“要是她还在世，不管会给她带来多大的名声，她也不会把自己的名字署在作品上。”正因为这样，她发表第一部作品《理智与情感》时，扉页上仅署名为“一位女士”。这个女人，她一生都和姐姐卡珊德拉(Cassandra)共用一间卧室，没有 “一间自己的屋子”，尽管她写作，但是，她往往没有自己。

1941年3月28日，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59岁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自己衣服的口袋里装满了石头，投水自尽。

正如她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幕间》所述，清凉的睡莲池旁，曾有一位妇人投水溺亡。——那是一片浓绿的水，其间有无数鱼儿“遨游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闪着亮光”。

自杀前，她给丈夫伦纳德的遗言中写道，“我要说的是：我生活中的全部幸福都归功于你。我不能再毁掉你的生活了。我想，两个人不可能比我们一向更开心了。”

在此之前，她已有两次自杀的经验。她不爱旅行，不爱社交，也不热衷于恋爱，“参加宴会能把裙子穿反，烤面包能把戒指丢进去一起烤了”。穷其一生，她都与自己的幻觉斗争。写作加剧了她疯癫和幻听等精神分裂的症状，当精神分裂来袭，死亡使她免于再次受精神分裂和疯狂的折磨，这无疑是一种解脱。

茨维塔耶娃写死亡的诗并非如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在歌颂死亡，沉迷于死亡之美当中。她笔下的死亡的诗带有一种历史感，是对自己的未来的一种信念。她坚定地相信，百年过后，她虽死犹生。“经历了整整的一百年啊，/我才最终迎来了你!”《致一百年以后的你》(1919)在自传中，茨维塔耶娃陈述道：

“我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在诀别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逢时;都是在分离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融时;都是偏爱死，而不是生”。

1941年8月，茨维塔耶娃经历了一生最不堪承受的精神和物质双重的危机。她期望在即将开设的作协食堂谋求一份洗碗工的工作。但是，这一申请遭到了作协领导的拒绝。8月31日，绝望中的她自缢身亡。或许，只能用她自己的这一行诗作解释：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

1963年情人节的前夕，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平静地为孩子们做好早餐，小心翼翼地、在自己两个幼童的小床里放上面包和奶，然后，封住了自己的门，开了煤气自杀。这是她经过艰难的四次自杀，最后一次拧开煤气在厨房自杀终于成功。如她所说，“死亡，是一种艺术，我令它更加精彩。”

为何这些才情四溢的女子，会迷恋死亡，就如同迷恋写作?当她们向死而生，写作串起了生存与死亡的纽带。正如西尔维娅·普拉斯所说，“写作是一种宗教行为。”选择了写作，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信仰。这当中，必须忍受被排斥和抛弃的命运，忍受孤独、骄傲的心的不被理解，以及忍受纷至沓来的妒忌与质疑。当她们无法释放内心的情绪，写作往往会加剧毁灭，而这种直抵内心的毁灭，却也成就了她们中的许多人在文学史上的璀璨地位。

（本文摘自《写作的女人危险》，作者：（德）博尔曼，宁宵宵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