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不上桌”问题为什么总在春节被“鞭尸”？

（原标题：“女人不上桌”这个问题为什么总在春节被“鞭尸”？）

过年期间随着外地媳妇回夫家、外地女婿回娘家，网上出现了一些对当地某些传统习俗的吐槽，引起了网民的争论。此后，更多所涉地区的年轻人则在网上讲出自己的亲身经历，也道出了那些习俗其实已经是很局部和个体化的现象，很多东西都在随着代际的更替和社会的发展而发生改变。

然而，这种局部的、特定时段的心理冲击，在网络上被“地图炮”的情绪放大了，让不少人忽视了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民俗”早就发生了改变。事实上，类似于妇女不上桌吃饭的“民俗”，几乎不存在；即便存在，亦很难再是性别不平等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再现。

民俗学早就有一个说法，所谓民俗，并非仅仅是“传统”，更不是“遗产”；无论好坏，都会随着生活实践而发生改变。极端意义上，民俗就是日常生活。因此，在笔者看来，与其说人们所“吐槽”的社会现象是一种民俗，还不如说越来越多的“外地媳妇/女婿”，越来越方便的“吐槽”，才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新民俗。

今日之中国堪称是一个流动的中国。大致而言，流动中国主要有两个阶段：一是上世纪90年代的“民工潮”，这是一次纯粹的人口学意义上的流动。确切地说，这一流动主要是服务于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因此，当时的流动具有极强的经济意义，却未必有社会和文化内涵。毕竟，第一代农民工虽处于流动状态，却极少有人想要融入城市，更谈不上和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相互融合。

第二个阶段是新世纪以来以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快速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的人口流动，就不仅仅具有经济含义，更是创造了以人口融合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和文化形态。

这一新的人口融合，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体现为“半工半耕”特征。一方面，城市化已经成为最近20年农村发展的主线，和第一代农民工不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不仅在城市就业，还力图在城市安家。因此，城市成了社会融合的重要场景。作为一种有别于乡村的社会体制，城市是高度理性化的，社会关系趋于冷漠，社会治理高度制度化，人口的异质性也较强。因此，它很适合那些暂时脱离农村而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年轻男女生活在一起。

另一方面，“半工半耕”又是一个典型的二元一体的制度。它意味着，绝大多数家庭内部都存在二元制度，即年轻人在城市务工，老年人和小孩在农村务农并完成家庭再生产，两者缺一不可。如果说平时的空间隔离主要体现为二元制度的分离的话，那么，如过年这样的关键时间节点，则是二元制度的重要交汇点。须知，这种交汇，不仅是人口学意义上，更有社会和文化的复杂内涵。

正是“半工半耕”制度的复杂性，导致了所谓的民俗文化冲突具有极端复杂性。有些文化冲突的确具有“传统/现代”或“城市/农村”的二维内涵。大体而言，现代城市几乎都摆脱了过去的军事和政治内涵，大多是商业城市，在社会和文化的制度竞争上，总是占据优势，代表着“现代”的。因此，那些生活在城市的年轻男女们，多少是受现代文化的浸润的。比如，青年人更提倡独立、平等、自主，对社会关系的评价更趋于理性。

而农村文化是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对人际关系具有长期的、稳定的预期，当然也就有许多“不自觉”的特征。很多地方的文化，是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自有其惯性。指望地方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扫而光，既无必要，亦不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评价“传统/现代”视野下的文化冲突，需慎之又慎。

或许，我们这一代人，是所谓“传统/现代”文化冲突的最后见证者，也是一种宿命。只要“半工半耕”这个社会制度存在，就难以避免文化冲突。问题在于，我们对文化冲突的体验，大多只是在过年等极为短暂的时间中有所体验，而在一年四季的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享受多种文化并存的好处的。

别的不说，最近20年中国以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迅速推进城市化，这个过程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算是古今中外都极为罕见了，但这个社会过程却有极为平稳。这个结果，在多大程度上与老年人基于“恩往下流”，为子女无私付出的“传统”价值理念有关？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没有好坏之分，只有与现代社会调和与否对差别。

就好比说女性不上桌吃饭的“民俗”，它或许彰显了男女不平等的传统“价值”，但更多的是生活实践的产物。一旦家庭小型化和男女在家务上的分工趋于模糊化，这种现象就极为少见了。这说明，哪怕是最为“传统”的地方，也终究会适应现代社会。

有些文化冲突则本质上还是不同类型、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冲突，谈不上先进/落后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夫妻、代际关系所支撑的家庭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无不是地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不同地方社会关系的连接程度不一样，就很容易衍生出不尽一致的文化模型。

大致而言，南方村庄大多是“团结型”，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和兄弟关系的强度都比较大；又因单姓村较多，血缘和地缘关系高度重合，村庄内部集体行动能力较强。华北平原村庄的主流是“分裂型”，村庄内部的“门子”林立，“门子”内部的高度团结和“门子”之间的激烈斗争互相强化。中部地区村庄多是“原子化”，核心家庭的关系之间联系淡薄，代际关系也变数极大。总体而言，华北和南方农村的文化都更加趋近于人们关于“传统文化”的想象，规矩多、人情重；中部农村的文化则更接近于现代文化的想象，规矩较少，人情也极为理性化。

一个城市人和一个农村人结合，当然会有城乡文化冲突；而南中北不同地域的人走在一起，也难免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冲突。然而，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冲突，实在谈不上是孰胜孰劣。过去的婚姻缔结，都有相对稳定的通婚圈，一个通婚圈其实就是一个亚文化圈，结婚是很难产生文化冲突的；而在流动中国的场景下，过去的通婚圈已被打破，也就意味着不同亚文化之间会深度碰撞。冲突仅仅是碰撞的一种形式，其实还有融合。

2019年2月4日，山西运城，晚上6点左右，一桌丰盛的年夜饭摆好，一家人挤在房间内有说有笑地开始过除夕。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过年期间外地媳妇回夫家，外地女婿回娘家的吐槽很多，但感受到的家庭温情恐怕更多。就当前的情况而言，跨省婚姻的夫妻双方因长期生活在城市，又因“半工半耕”的原因而缺乏和对方父母长期生活的经历，对对方从小生活的地域文化其实是缺乏深度体验的。而过年恰恰又是文化的集中展现时期，对“外地人”的心理冲击当然也就比较大。

不过，这倒是给流动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意见。那就是，就中国社会而言，无论是哪一种文化模式，“家”之于每一个家庭成员，意义或许都是差不多的。正因为家庭不仅具有经济和社会意义，也有价值内涵，使得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和不同地域的人们，都会珍视和维护家庭。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人们在和长辈相处的过程中做一个有心人，更有同理心地去理解对方，或许在过年之时就会少很多文化震撼。

中国文化历来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地域文化虽多，却能融合为一体。这说明，中国文化本有其共同的内核。可以预见的是，流动的中国必然带来文化大一统。只不过，这种大一统的文化，并不意味着哪一种文化模式的胜利，而是不同地域文化对现代社会适应。并且，“现代性”也不是唯一的，它本身也意味着异质性。在这个意义上，无论身处何处，我们最好持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

并且，如果超脱一点的话，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的文化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多样性，还可以那么多的“槽”可以吐，这是健康社会的具体表现。如果从民俗的角度看，“吐槽”何尝不是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开始似有不解，或有冲突，但只要大家都了解各地的地域文化了，想来也会理解其背后深刻的生活逻辑，进而相互尊重。哪怕是那些留下的文化糟粕，吐槽之，改造之，也是文化融合的一条道路。